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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何以成了某些港人眼中的“红灯区”

　　　　杨涛


深圳警方18日在为期三个月的“夏季百日行动”重点整治沙嘴村时，一举抓获多名嫖宿男子，其中一名廖姓港人在接受处罚时，竟出示香港警员证并自称警察，以冀深警看在同行的情分上“高抬贵手”。福田警方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于一些港人周末到沙嘴嫖宿，警方对此不会以罚代刑，将根据内地法律作出严肃处理。（《法制晚报》8月19日）
前不久，香港立法会民主党九龙东区候选人何伟途因为在东莞涉嫌嫖妓，被东莞市公安局予以收容教育（劳动教养）6个月的处罚，目前正关押在位于大朗镇的东莞市看守所。
某些香港人士来内地呷娼嫖妓在一些地方是公开的秘密，这二起事件只是被暴露出来了的而已。那么，这些香港人士何以喜欢到内地来寻欢作乐，将内地当作他们的“红灯区”呢？这当然与内地这十几年来经济发展迅速、环境改善，各种休闲游乐设施日趋齐全，在受到国外的一些腐朽思想侵蚀下，导致一些地下“妓院”快速滋生有关。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也与我们主观上的一些因素有相当关系。
　一些地方在片面强调经济的发展，忽视精神文明的建设，“只要拾到篮子里的都是菜”，于是，娼妓这类“无烟工业”能给地方带来税收，他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红灯区”在一些地方泛滥成灾。还有一些地方更是将“不抓嫖、不抓赌”作为改善投资环境的一项措施，在招商引资中明确承诺不对外商嫖赌行为进行查处。某地县委书记甚至公然指令公安局长，立即无条件释放查获的嫖娼的外商。这样就让一些来该地投资的香港商人高枕无忧，也给他们造成错觉，认为在内地嫖娼应该都没有事情。
某些港人喜欢将内地当作他们的“红灯区”，恐怕与我们的打击不力也有很大关系。我们打击卖淫嫖娼喜欢使用一些诸如“夏季百日行动”的“运动式”、“周期式”的做法，平时一些地方“红灯区”泛滥成灾，当地政府和警方不闻不问，甚至有一些地方官员和警察作为这些“地下妓院”的“保护伞”。运动来临，又总是有一些官员和警察通风报信，能得以查处廖廖无几，即使偶然被发现，也大多罚款了事，真正处以劳教重罚的是少之又少，这无疑让某些港人心存侥幸心理，更加系上一条“保险带”。
内地一些地方官场腐败和糜烂之风，无疑也助长了某些港人将内地当作他们的“红灯区”爱好。诸如赖昌星的“红楼”传奇至今仍是时有耳闻，某些地方官员在不法商人安排下带头呷娼嫖妓成为一种时尚，他们不仅没有惹祸上身而且官越当越大，这不免让某些本性不良港人和香港官员攀比效防。而在香港，由于对官员嫖妓特别是接受免费嫖妓的严厉处罚无疑让他们不敢在自家门口轻举妄动，香港警队高级警司冼锦华因为接受4名妓女免费性服务竟被重判3年监禁。
不过，现在看来，内地将不再是某些好色港人的“红灯区”和“天堂”了，何伟途被东莞市公安局处以劳动教养6个月，深圳警方也将会根据内地法律对抓获的那位廖姓港警作出严肃处理。不过，我们更希望下大力气清理“红灯区”生存的土壤，改“运动式”执法为经常性执法，让内地真正成为守法港人的天堂。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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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
——法律硕士前景探析
罗许生方式
摘要：十一届三中全回以来，法学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成绩显著。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律人才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法律人才已成为社会的通用人才。而专家型、复合型法律人才屈指可数，为改变这种局面，国家创立了法律硕士教育，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法律硕士作为一个新事物，它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论证。
关键词：法律硕士 法职业律 法学教育
一、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
在英文里，法律职业（the bar）是源于“关卡”，“障碍”和“栅栏”等意思的一个引申词，它表明这一行业本身的封闭性、垄断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法律职业”的定义为“以通晓法律及法律应用为基础的职业”。美国昂格尔教授认为：“法律秩序是区别于习惯和官僚规则的严格意义的法律，法律秩序以法律职业的自治性为特征。”“一个由其活动、特权和训练所确定的特殊集团，即法律职业集团，操纵规则、充实法律机构及参加法律争诉的实践。”[1]在我国，法律职业是指以法官、检察官、律师为代表的受过专门的法律专业训练的具有丰富的法律职业技能与法律职伦理的法律人才构成的自治性共同体，包括法学教师、公证员、法律顾问等等。法律职业的形成与法学知识的形成和司法秩序的细密化，专门化要求分不开。从发展历程看，其形成的标志主要有：①从事法律职业是以系统的法学理论、法学知识为基础的，并在职业生涯中补充和学习；②法律职业是以法律教育为背景的，法律教育是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③法律职业人员专职从事法律活动具有相当大的自治性；④法律职业作为统一的共同体，内部传承其特有的职业伦理，从而维持着这一共同体成员及共同体的社会地位和声誉；⑤加入法律职业必须接受现有成员或行业协会的认真考核，获得许可证，得到头衔[2]。从事法律职业必须具有相应的基本知识，基本素养和基本技能。进入法律职业有相当严格的限制条件。在西方国家要想进入法律职业，首先必须是法科毕业。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从一开始就有着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只对那些具有同一教学背景的人开放。没有法学教育就没有法律职业，从法律职业的形成过程来看，正是法学教育培养和训练了法律职业者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和基本素养。法律职业离不开专门的法学教育，法学教育为法律职业服务。法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才，为他们日后从事法律职业打下基础。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具有社会性、实践性强的学科特点。在任何国家中，法学教育的主要任务毫不例外地都是培养应用性法律人才。法职业决定了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模式及其布局结构与办学层次，反过来法律职业又不断丰富和完善了法学教育内容。法律职业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是法学教育发展的源泉和动力。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对法律职业的要求化不断发展变化，从而相应地影响到法学教育的内容与方式。
二、我国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现状
自1949年以来，中国法学教育一直与法律职业相分离，未经大学法律教育而担任法官、检察官、律师历来是极为普遍的情况。从1950—1953年，经过院系调整，建立了一种与社会主义法律相适应的法学体系，形成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的局面，法学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大学从34所减少到6所，在校生从7338人减少到3830人，中共中央确定今后司法人员的来源：①骨干干部、应选派部分较老的同志到法院担任领导骨干；②青年知识分子；③五反运动中的工人、店员积极分子；④土改工作队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⑤转业建设的革命军人[3]。大幅度裁减法律教育机构与大量吸收未受法学教育的人进入司法系统，造成了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分离的体制化，法律职业从此不再是一种职业。法律教育机构委缩的无足轻重，每年毕业的法科学生不超过司法系统当年需求量的百分之一。解放后到1979年的30年中共培养了两万法律人才，尚不及解放前20年5万法科毕业生的一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方针，把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提高到了战略性、全局性的高度，法学教育因此得到了迅速发展和恢复，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的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远远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依法治国的深入，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将越来越大，要求也越来越高，形势的发展使现有法学教育体制的改革成为必然。
三、法律硕士教育（JM）的引入
JM教育的引入始于1995年，1995年5月30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颁发了关于开展法律专业硕士学位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为推动法学学科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为加强培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急需的高层次法律人才，在专家学者充分论证，并征求最高人民学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等中央政法主管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在我国试办法律专业硕士学位。1996年正式试办JM教育，1998年开展在职攻读JM学位教育，从2000年起实行全国联考，只允许非法律专业出身的人才能报考，2004年招生学校由当初的8所发展到39所，法律硕士教育得到了飞速发展。
JM教育在创立之初就引起了重大争论，有人认为JM教育是法学双学位教育的一种形式变换，只是比前者提高了学历层次，有的人认为法律硕士在3年里所受到的是初级的法律学历教育，不应把JM定位于研究生层次上。还有的人认为法律硕士教育的创立与《法官法》、《检察官法》颁布的有关司法职业者的任职规定有某种呼应关系。要澄清这些疑义，必须对法律硕士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JM教育是借鉴了美国的J·D教育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实际需要和法学教育的现有资源而创办的，职业教育的性质与职业目标的一元主义是美国法律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美国的法律教育在性质上属于职业教育，而不像大陆法系国家那样的大学普通教育，法律学历教育被定位于大学本科教育完后。报考法学院的学生必须拥有一个非法律专业的本科以上的学位，并且要通过竞争激烈的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法学院的录取依据，除了考生的LSAT成绩，主要还有该考生的本科成绩单、证明书、年龄、经历、课外活动能力和法学院认为对评价者考生能否完成这种严格的法律学习和某些重要的参考信息。法学院的学制为全日制在校学习3年或在职兼读4年，在学习期间修满大约90学分，毕业时即取得法律博士学位——J·D学位，在3年的学期限内，法学院的教育内容基本上由普通法律课程构成，课程分必修和选修两种，必修课一般占全部课的1/3。多数法学院在一年级开设均为核心必修课，二年级和三年级还可能设有职业道德、宪法、证据、税法等必修课。教育方法主要是苏格拉底式的问答式教学和判例教学法。取得JD学位的学生，基本上都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然后开始做律师或进入公司和其他机构担任法律顾问等。
JM教育是我国专业学位系列教育中的一种，它与工商管理专业学位、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临床医学专业硕士学位、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等共同构成我国的专业学位系列的主体。JM教育是一种研究生层次的教育，同时又是一种以法律职业为背景的法律专业教育，它与法学硕士相当，属同层次同水平，但不同类型的研究生教育，其目标是为法律实务部门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的具有良好的法律职业技能和法律职业道德的高层次的实践型复合型法律人才。
JM教育与大学本科教育。大学本科教育主要是学习法律基本知识，是素质而非职业教育，其学习方式主要是教学型，而JM教育是一种研究性学习，是一种职业教育，其目的是运用法律知识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问题，虽然法律硕士学位课程大多与法律本制相同，但两者的角度不一样，深刻不一样，大学法律本科教育面对的是刚刚从高中升上的学生，他们的知识面比较窄，看问题的深度、广度不一样，而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面对的是已经接受了系统的教育的学生，他们对问题的分析能力有了更深一层次的提高，两者的培养目标完全不一样，大学法律本科教育是培养初级法律人才。而JM教育是为了培养复合型、跨专业型的高级法律人才。
JM教育与法学第二学位教育。第二学位的创立旨在培养国家急需的知识面宽跨学科的高层次的专门人才。学制2年，取得学位的学生在待遇上相当于研究生班，它似乎与法律硕士教育有某种一致之处，法学第二学位教育还是一种本制层次的教育，即使在待遇上相当于研究生班，但与JM教育去甚远，根据目前的高级学位制，研究生教育分为研究生班、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四个层次。法学第二学位教育不利于提高法律人才的层次，两者在培养目标，学历层次、教育方式与课程的设置等方面存在区别，JM教育是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中采取的重大举措。
JM教育与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法学硕士培养的是学术型法律人才，法学硕士在入学考试、专业划分、课程设置、导师及毕业论文写作等各个环节上都是以学术为导向的。而法律硕士教育旨在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法学硕士专业划分过细，它们的研究领域仅局限于一个比较狭小的领域，培养规格过于单一，招生及培养方式不利于在职人员提高学历。而法律硕士却具有较大灵活性，他们所涉及的领域比较广，而且每个学生在入学后都可以选定一个方向作为今后学习的主要方面（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真正做到了宽与学的统一。
四、法律硕士前景广阔
1、市场经济需要一批高素质的法律人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各种经济行为和社会进步、社会稳定密切相关的事务无论在规模上或在水平上都日益复杂化、专门化和国际化，立法、司法、检察和法律服务部门，急需补充大量高素质的专业管理人员，尤其是需要一大批适应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需要的高层次法律实务人才和管理人才，而在全国法院系统的22万干部队伍中，法律本科毕业生仅占27%，本科以上法律毕业生仅占5.65%，研究生层次的人员干部更是少，仅占干部总数的0.28%，在律师队伍中，法律本科只占总数的20%，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仅占总数的1.3%，我国目前培养出的法学硕士数量有限，供需的差距巨大，这种状况妨碍了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培养高层次的法律人才迫在眉捷，而法律硕士教育的设置初衷正是此。
2、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才从专业化走向大综合。社会中的各种重大问题错综复杂，往往是几个学科交叉在一起，单凭某一个学科、某一个领域的知识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它需要多个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必须用综合的方式手段才能加以解决。它需要律师、法官、检察官既要掌握好法律专业的知识，又要掌握好其他相关的专业知识，而法律硕士具有非法律专业背景，正如符合要求。此外，由于律师承担的非诉讼领域的法律事务正在大量增加，其比例已大大超过诉讼事务。据统计美国有9万法官，而律师则有100多万，当今我国法院系统审判人员为7.8万多人。连1：1的比例都没有达到，二者要达到合理的比例，尚有较大的差距，这说明律师队伍发展有极大的空间。
3、法律硕士研究生有的来自理科、有的来自工科、甚至医学，他们的双重专业背景为法学研究提供了多种方法，学社会学的可以用社会学的方法对法律进行研究，学经济学的可以用经济的方法进行研究，法学与政治学、经济学、医学等各种学科结合从而形成多种边缘学科，从而开拓了法学研究的新境界。
4、从国家司法改革来看，国家急需的是应用型法律人才。法律硕士教育正是对当前法律教育体制不合理之处进行反思而创立的，它吸取了原先法律教育中的合理之处。同时又有利地克服了其不合理之处，是我国法律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的修改及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统一，为法律硕士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法律硕士研究生是宽口径的高级法律人才，他们毕业后，不一定都得进司法机关，还可以进政府、企业、高校等部门工作，而且法律硕士要求报考的学生必须是非法律专业的，对于那些曾经想学法律但却未能进入法院的考生来说，无疑给他们多提供了一次选择的机会。
五、不足之处
1、法律硕士与法学硕士双轨并行，不利于法学教育建业的发展，国家法制化的统一要求国家法律人才培养途径的统一，法律硕士教育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法学硕士培养是学术型人才，两者处于同一层次，必然产生矛盾，法律硕士与法学硕士、二学位、法学本科等交织在一起，显得法学教育比较混乱。
2、培养方式与培养目标相矛盾，法律硕士旨在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那么在培养过程中务必增加法律实务知识和职业技能的训练，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大部分院校采取的仍然是培养法学硕士那一种模式。北大陈兴良教授就曾感叹“作为一名法学教师，同样存在这样的困惑，给本科上课知道讲什么，给法学硕士上课也知道讲什么，就是给法律硕士上课不知道讲什么”[4]目前还没有一套完全适合法律硕士教育的优秀教材。
六、建议
1、在法律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应转向以法律硕士为主，逐步减少法学硕士的招生，使法律人才的培养趋于统一。
2、提高法律硕士培养质量，积极采用案例教学法，提高招生标准，组织全国高校的骨干教师编写出一部适合法律硕士教育的优秀教材。

参考文献：
[1] 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M]. 吴汉章、周汉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7页。
[2] 孙笑侠．“法律职业及其形成标志”[A]. 中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实践与探索[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3] 董必武．关于改革司法机关及政法干部补充、训练诸问题[A]. 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C]. 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年，第235页。
[4] 陈兴良．法学的诱惑，序言[C].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