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那么以刑为主的法律文化及相应的思维模式就实在是不合时宜的
近些年来,随着新闻媒体对“虐童案”、“欠薪案”、“酒驾案”、“四超(驾车严重超速、超载、超限、超员)”案等案件的频频报道,越来越多的人似乎趋向于认定:第一,这些案子以及所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影响也非常恶劣；第二,为了应对相关案件当前似乎爆发频度越来越大的局面,有必要予以重罚,也就是将相关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简言之,现在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当将“虐童入罪”、“欠薪入罪”、“酒驾入罪”(这已经部分的是事实,即“醉驾入刑”)、“四超入罪”或其他任何一种引起舆论广泛谴责的行为入罪。
必须承认,作为一名幼儿的父亲,我对虐童行为的深恶痛绝、强烈愤慨的程度至少不会比绝大部分人低；同样地,作为一名出身农村的异地工作者,我也肯定属于最能体会被欠薪民工的那种失望乃至绝望的人中的一员；作为一名有几年驾龄的司机,我也颇能了解酒驾、“四超”等行为对公共安全所可能造成的巨大伤害……换言之,我并不否认被舆论热议的这些行为所具有之危害性以及当谴责性,但我还是要说:此类行为不应、至少不应甚至也不必动辄纳入刑法调整范畴。
首先,刑罚是一国公权体系中最为严苛的处罚措施,这意味着任何一次刑罚的实施,都可能对当事人造成巨大的伤害。同时,当然也就意味着在每一次刑罚施加之前都必须审慎地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以此种刑罚处罚行为人的相关行为对行为人而言是否公平?另外,由于刑罚也可以说是唯一一种把累犯作为法定从重处罚理由的处罚措施,这意味着每一次刑罚的施加都意味着对当事人而言几乎是“一辈子的耻辱”。仅此而言,刑法就内在地需要保持足够的谦抑、克制,而不宜四处出击地介入社会生活。
其次,当下中国正处于巨大的社会转型期,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所谓“转型”意味着旧的社会规范体系慢慢崩塌而新的社会规范体系尚未完全建成。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有些问题可能会频繁地出现,这些问题很容易给人一种已经“无法承受”之感。可能也正因如此,人们才期望对相关问题作“重典”式治理。可以肯定,如果将相关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畴,那么至少在短期内确实可以起到迅速规范相关领域的效果——这可以从醉驾入刑之后醉驾案大大减少这一现象得到明证。但问题的关键是,在一个转型社会中,如何应对一个或一些具体问题其实不仅仅涉及到对相关具体问题的处置,更重要的或许在于:它还将引领该转型社会的社会控制机制之走向。可以肯定,一个开放的、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控制机制应当是回应型而不应是压制型的,因为唯有前者才能保持一个社会更大的活力,也才符合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大趋势。换言之,如果今天我们面对虐童、酒驾或其他什么行为,为了短期的“速效”而辄以刑法规制,那么,转型后的社会控制机制将必定更多地带有压制性色彩。我相信,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也不应该是我们国家、社会追求的目标。
最后,单纯从立法技术角度讲,将特定行为入刑可能也是不必要的、甚至可能导致整个刑法体系逻辑一致性的降低。以虐童为例,如果专门设置一个“虐童罪”,那么,定罪的标准是什么?以及,当相关行为可能转化为故意伤害、甚至故意杀人时,应当如何认定?也就是说,“虐童罪”的增设可能会扰乱当前刑法中关于故意伤害、故意杀人或一般虐待之间的界限。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新增设“虐童罪”,则很可能会带来立法以及法律实施过程中不必要的混乱。
而事实上,按照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对虐童行为的应对、处置措施其实本就已经较为全面了:当虐童行为情节不甚恶劣时,幼儿园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的内部处罚措施可予以调整；当虐童行为情节比较严重时,则可以由公安机关进行行政治安处罚；当虐童行为造成严重伤害时,径直处以故意伤害、故意杀人就行了。换言之,我之所以反对虐童入罪,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可以放任这种恶行,而仅仅是说其实既有的立法体系已经可以很好地、按相关后果的不同作出相对应等级的处置。既如此,有何必要专门发明出“虐童罪”或其他什么罪?同样地,诸如醉驾、“四超”、欠薪或其他什么被舆论期望入刑的行为几乎都可以作如是观。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本就具有刑与法不分、刑与法互用、以刑为主的传统,所谓“法即刑”、“法吏即刑吏”是也。这种法律文化的特点之一是,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打击,因此即便是民事案件也往往采取刑法化的处置模式；相对应地,人们总是不惯于像西方法治国家中的公民那样把法律当作维续、救济自身利益的一种机制。因此不难想见,在尚没有完成社会转型的当下中国,存在各种关于“××入刑”的呼吁其实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与此同时,也正因为我们这种独特的传统,才使得我们有特别的必要对这种吁求保持警惕,因为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那么,这种以刑为主的法律文化及相应的思维模式就实在是不合时宜的。或至少,当我们呼吁将某种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畴时应该更为审慎地考虑、考察如下几个方面:如果把它入刑,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吗?如果把它入刑,是否对相关行为人不公平?如果把它入刑,是否会造成立法体系的混乱以及法律实施的困难?如果把它入刑,是否与当前的法治精神相悖?如果把它入刑,是否有利于当下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保持一种健康、积极的法律文化发展方向?
市政府印发《无锡市质量工作目标考核暂行办法》的通知
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印发《无锡市质量工作目标考核暂行办法》的通知
锡政发〔2002〕277号
市政府印发《无锡市质量工作目标考核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市(县)和各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无锡市质量工作目标考核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第77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无锡市质量工作目标考核暂行办法
为贯彻落实好《无锡市质量振兴实施意见》提出的各项工作任务，大力推动质量振兴事业，全面提高质量管理水平，特制定本考核办法：
一、考核依据
每年度市政府与市(县)、区政府和资产经营公司、授权企业集团及有关部门、单位签订(下达)的“质量工作目标责任状(任务书)”。
二、考核内容
(一)组织领导。领导重视，各市(县)、区政府及资产经营公司、授权企业集团和有关单位切实加强对质量工作的组织领导，把提高产品质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把提高产品质量和打假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落实各级质量责任制，一级对一级负责。
(二)目标措施。各地、各部门根据市质量振兴实施意见及省、市有关工作要求，制订提高产品质量的具体目标措施。
(三)工作实绩。各地、各部门落实提高产品质量的目标措施情况及与市政府签订的质量工作目标责任状(任务书)的完成情况。
三、考核方法
(一)市政府牵头，组织无锡质监局、市经贸委等有关部门组成考核小组，采取听、查、看等方式进行。考核小组办公室设在市质监局。
(二)对各地区各部门质量工作目标的完成情况采用百分制考核，对照“考核评分细则”，逐项进行考核，90分以上(含90分)为优秀，80分以上(含80分)为良好，70分以上(含70分)为合格，70分以下为不合格。考核结果予以公布。
四、奖惩办法
(一)按照《无锡市质量振兴实施意见》要求，对质量工作取得优异成绩的市(县)、区人民政府及资产经营公司、授权企业集团和有关单位给予表彰，成绩显著者授予质量管理奖。
(二)对完成质量工作目标任务较差，得分70分以下的地区和部门予以通报批评。
(三)对质量工作成绩优异及荣获质量管理奖的地区、部门和单位的主要领导，给予一定的奖励。市区各级政府、部门的奖励金额由考核小组制订报市政府批准，市财政划拔。各市(县)可参照本办法制定所属企业的奖惩措施。
五、有关要求：
(一)各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切实贯彻落实《无锡市质量振兴实施意见》(锡政发〔2002〕66号)精神，把各项质量工作任务措施落到实处。
(二)各市(县)、区政府及资产经营公司、授权企业集团和有关单位要对照本考核办法，在年末认真做好总结自查工作，并将情况书面报送考核小组办公室。
(三)无锡质监局、市经贸委等职能部门要对各地区、部门的质量工作情况不定期地进行跟踪检查。各市(县)、区质监部门、综合经济管理部门也要负责跟踪落实好本地区各项质量工作目标的完成情况。
以上考核办法自2002年度起试行。年度考核评分细则每年修订一次。
关于深入开展反贪污、受贿斗争的决议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深入开展反贪污、受贿斗争的决议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89年7月22日黑龙江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黑龙江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成文所作的《黑龙江省检察机关开展反贪污、受贿斗争进展情况的工作报告》。会议认为。我省检察机关在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认真执行国家法律和政策，使反贪污、
受贿斗争逐步开展，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但应看到，近些年来，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呈上升趋势，一些地区和部门经济犯罪活动仍很突出，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干扰和破坏了改革、开放和建设的正常进行。反贪污、受贿斗争是反腐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务
之急。我们必须按照十三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六届三次会议精神，继续把反贪污、受贿斗争抓狠，抓准，抓出更大的成效。为此，特作如下决议：
一、省直机关和各地区，要充分认识反贪污、受贿斗争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切实加强对反贪污、受贿斗争的领导。要加强法制宣传，提高干部群众同贪污、受贿斗争的自觉性。各级领导要积极支持司法机关反贪污、受贿的斗争。
二、各级国家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对本单位发生的贪污、受贿犯罪案件，要积极协助司法机关搞好查处，绝不允许有案不报、以政纪代法纪、以罚代刑。任何人都要履行公民作证义务，对知情不举、不出证、出伪证、包庇、袒护、窝藏犯罪分子的要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要追究
刑事责任。
三、要进一步搞好经济罪案的举报工作。各级司法机关要鼓励、支持群众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和检举揭发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问题。凡群众举报的案件，特别是大要案，要及时查处。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举报人，对举报贪污、受贿等重大案件属实的要予以奖励，对打击举报人的，要
依法处理。
四、司法机关要各司其职，协同作战，重点抓好贪污、受贿大要案的查处工作，不管涉及到什么人，包括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和实权人物的贪污、受贿案件，都要坚决依法查处并选择典型案件公开审理。司法人员要忠于职守，秉公办案，对贪赃枉法，包庇袒护犯罪等行为，要追究
其法律责任。
五、认真贯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凡犯有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员，应认清形势，争取主动，早日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并积极揭发他人违法犯罪事实。凡在司法机关规定的期限内，主动坦白、投案自首、退赃好或有立功表现的人，可取保待处，
依法宽大处理；逾期不坦白自首者，一经查实，严惩不贷。
六、各级人大常委会要把反贪污、受贿斗争纳入议事日程，及时听取和检查检察机关反贪污、受贿斗争的工作情况，支持司法机关依法办案。
1989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