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知识产权法定赔偿计量标准存在着侵权主体标准、行为标准、产品标准、权利标准等几种学说，从司法实践计算上的科学性、知识产权法定赔偿价值追求的正当性、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利益的衡平性等角度考察，以权利标准作为知识产权法定赔偿适用的基本计量标准更为合适。

　　所谓知识产权法定赔偿（以下简称“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主要是指确定法定赔偿数额时的计算依据。从理论上看，由于我国知识产权理论界对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的探讨较晚，虽形成了侵权主体标准、行为标准、产品标准、权利数量标准等争鸣状态，但尚未达成统一认识。从司法实践看，由于缺乏合理、有力的理论支撑，我国并没有较高位阶的法律规范对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予以明确规定，取而代之的是各地方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导致审判实务中“同案不同判”尴尬局面的出现，损害了法制的统一及司法的权威，使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认可和信任程度下降。因此，笔者在总结关于法定赔偿计量标准的理论研究现状及司法实践状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和司法实践，探寻法定赔偿制度建立的价值取向，以期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

　　一、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计量标准存在的问题

　　我国迄今还没有明确并统一的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这是核心问题。《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没有对此问题进行明确规定。针对我国这一司法现状，对于应建立何种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在理论上也争执不下，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意见，且形成了以下几种有力学说：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侵权行为计算标准说、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即以侵犯的知识产品为计量标准）、权利计算标准说。而基于现实的审判需要，个别高级人民法院以“指导意见”的形式对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进行了明确的量化，但各“指导意见”对此问题的规定明显不具有同一性，凌乱的规定让该问题变得模糊起来。由于各“指导意见”在计算标准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因此，同一性质的案件，受审判地法院“指导意见”约束的不同，很有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审判结果。

　　对于上述情况及其出现的问题，笔者将其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有些标准在建立最初并未关注司法实践中计算的科学性。例如，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认为，应当根据侵权人的多寡[1]或被告（主要是生产厂商）的多寡分别计算最高定额赔偿额。[2]这主要是考虑单个被告侵权与多个被告侵权之间差别的结果，也是为了解决原告为突破最高限额赔偿而进行分案诉讼的问题，这一标准更有利于建立完善公正、经济的诉讼机制，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但侵权人数量标准在解决多个主体侵权时，并未区分共同故意侵权和非共同故意侵权之间的适用，而司法实务依然对这一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音像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确立了以侵权人的数量作为计算单位的标准，该指导意见第15条规定“应区分复制人、批发商和零售商各自侵权行为的性质及后果的不同，公平合理地确定赔偿数额”，但这种含糊的规定，依然使司法操作无所适从，计算根据科学性的缺失，使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受到众多的批评。再例如，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不能解决部分侵权和全方位侵权在适用法定赔偿时的矛盾。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认为，“法定损害赔偿系针对一部作品而非一个侵权行为”[3]。其认为，在著作权侵权纠纷中，当侵权人侵犯了权利人的数件作品，适用法定赔偿时，不应以一个案件作为单位，而应以一件作品作为计算单位，因此，如果侵权人复制了同一著作权人的多部作品，则每部作品均可以获得法定赔偿。并且明确地指明：“每件作品分别在50万元以下进行酌定，然后相加，从而确定最终的赔偿数额。”[4]《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北京市指导意见》）第10条明确规定了以每件作品作为计算单位的标准，即以权利客体的种类为计量标准。但按照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会使部分侵权和全盘侵权法律责任同一的后果，使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失衡。

　　第二，有标准在建立最初，并未关注知识产权本身所要保护的法益。从本源意义上讲，知识产权是权利人对其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专有权利。因此，知识产权法所要保护的并不是知识产权所体现的有形载体（如作品、商标、发明等）本身，而是通过载体所体现出的权利。因此，笔者认为，法定赔偿制度的设定应当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为主线展开，而法定赔偿计量标准的设定也应当以该权利为中心。但纵观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侵权行为计算标准说、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等并未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为参照进行标准的设定，偏离了该权利主线，造成了知识产权法益保护不明。致使在对法定赔偿的个别计量标准在进行适用时，无法解决权利竞合状态的计算、单一侵权和全方位侵权的计算、侵权主体各异时的计算。

　　第三，有标准在建立最初，并未关注知识产权的利益平衡性。矛盾因为利益的存在而无所不在，知识产权领域内也是如此。而设定法定赔偿的计算标准，应当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为逻辑起点，以计算方法的科学性为主线，以达到利益平衡为逻辑终点。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也是一种财产性权利，其具有法律所赋予的支配性和排他性，一旦这样一种私有财产权利遭到侵犯，权利人必然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与侵权人进行交涉。法定赔偿制度的设定虽然有惩罚、预防或者威慑的作用，却并不会对侵权人惩罚殆尽，以防止出现新的损害。因此，应当设定一个能够有所偏向、但又大体能够平衡权利人、侵权人利益的计算标准，使已被破坏的秩序重新恢复，又不致造成新的损害。而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侵权行为计算标准说、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等计算标准，由于逻辑上的错误判断，造成了上文已述的适用困境，因而无法达到利益平衡的要求。

　　二、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权利数量标准的确立

　　正如上文所述，法定赔偿的计算标准应当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为逻辑起点，以计算方法的科学性为主线，以达到利益平衡为逻辑终点。虽然在司法实践中，每个标准都会遇到相应的问题，这些问题或是实体法的，或是程序法的，也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我们要在普遍公理和准则的基础上，寻找“相对合理主义”的解决方案。权衡考量后，笔者认为，法定赔偿应确立权利数量标准。

　　权利数量计算标准说认为，法定赔偿额应当按侵权数量计算赔偿额[5]，以每项具体的知识产权为计算单位相对比较公平，也便于操作。[6]知识产权侵权包括侵犯单一知识产权的侵权和全方位的侵权。权利人在某一产品上具有的数种知识产权在一个侵权案件中均被侵犯，就是通常所说的“全盘假冒”，此时，若以侵权结果论，只有一个侵权结果，只能获得最高50万元的赔偿。但是，如果侵犯他人一种和多种权利最高限额均为50万元，就极有可能放纵侵权的发生和蔓延[7]。因此，应当根据侵权人侵犯他人权利数量的多寡分别计算法定赔偿额。

　　本文之所以选择权利数量计算标准，具体理由如下：

　　（一）司法实践计算上的科学性

　　法定赔偿标准的确立，不仅是为了完善法定赔偿这一理论体系，也是为了司法实践在计算赔偿额时有章可循，因此，从司法实践计算的科学性而言，上述的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侵权行为计算标准说、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都存在一定的缺陷。

　　第一，以侵权人的数量为计算标准有适用时无法解释的难点。假设甲乙丙丁对A之权利实施了侵权行为，此时，法院应如何适用法定赔偿？笔者认为，应区别对待：当甲乙丙丁在法律上作为一个整体时，权利人对其提起诉讼时只可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制度；当甲乙丙丁四个独立主体共同侵权时，笔者认为，由于共同侵权在法律上只视其为一个侵权行为，一个共同的侵权目的，故其责任承担内容是同一的，共同侵权人应承担连带责任，故，亦只得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制度；当甲乙丙丁皆属独立主体、且非基于共同侵权之主观过错实施侵权时，应属四个侵权案件，此时，既可分别审理也可因权利主体的主张而共同审理，如共同审理，法院必须分别适用法定赔偿，否则，就会造成对权利主体的不公平，因A本可分别起诉，分别适用法定赔偿，可能实际获得高于50万元的赔偿，A节省了诉讼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却使自身受到了不公的待遇——如果只能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其最高限额不能超过50万元，这是不符合法律公平、效率价值要求的。可见，单纯以侵权人的数量为计算标准会造成重复赔偿或导致对权利人的不公。

　　第二，笔者认为，如果主体同一，侵权的客体同一，侵权的性质、种类、方式、目的也同一，只是单纯的在侵权行为的次数上有所不同，则并没有分别适用法定赔偿的必要。当然，如果主体同一，侵犯的客体也同一，但侵权的性质、种类、方式、目的等并不同一，此时并不必然只适用一份法定赔偿。例如，甲在A产品上侵犯了乙的D专利权，但甲在B、C等多类产品上都利用了乙的D专利权，在这里，侵权主体都是甲，权利主体都是乙，侵权客体都是乙的D专利权，但显然并不能只适用一份法定赔偿，究其原因，到底是因为侵权行为的次数还是因为侵犯的权利数量抑或是知识产品的数量呢？笔者认为，此种情形下适用多份法定赔偿是基于侵犯多项知识产权（A、B、C产品分别侵犯了乙的D专利权，即在法律上受侵犯的专利权有三份）或者是基于侵犯的知识产品为多项（A、B、C），而非基于多个侵权行为。事实上，不仅多次侵权行为适用一份法定赔偿的事情屡屡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一次侵权行为适用多份法定赔偿也并不鲜见。比如出版商出版了一本论文合集，侵犯了甲乙丙丁四位著作权人的权利，此时，侵权行为只有一个——论文合集的发行，但甲乙丙丁皆有权要求分别适用法定赔偿。

　　笔者认为，针对同一客体，同一侵权主体以同一侵权方式实施的多次侵权行为，究其实质仍为同一侵权行为，次数的不同只是一个侵权行为的一部分，并不能因此而分别适用法定赔偿制度。因此，基于侵权行为的同一性，同一性质的多次侵权行为应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只是在适用法定赔偿时，侵权行为的次数只能也应当作为赔偿数额的参考因素之一。

　　第三，以侵权的标的（知识产品）为计量标准，不仅体现在《北京市指导意见》里，也是美国现行法的做法，这当然有其一定道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笔者认为，其最致命的缺陷就是不能解决部分侵权和全方位侵权在适用法定赔偿时的矛盾。

　　假设甲生产了仿冒乙A产品的B，B侵犯了乙的商标权、企业名称权、外观设计权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全盘假冒”，也生产了仿冒乙A产品的C，C侵犯了乙的商标权，也就是部分侵权，如果依知识产品标准，乙就B、C产品皆只能提起一次法定赔偿之诉。再假设B、C产品都对乙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都按最高额来赔偿，此时，甲就B、C产品对乙的赔偿额完全一样。如此规定使得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失衡，造成了行为与责任的不对等，造成明显不公；并且，此类规定在客观上歪曲了法律的引导作用，在社会上助长了侵权之风的盛行，对法律价值的实现极其不利。但如果适用权利标准，则可以解决该问题。

　　假设出版商出版了一本论文合集，涉及到甲的3篇文章、乙的2篇文章、丙的3篇文章，此时，如以知识产品为标准计算，侵权的标的为一个——论文合集，难道只可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如果甲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后乙、丙可否再提起诉讼？如果该合集完全是因为甲的第一篇文章而畅销，那在适用法定赔偿时如何分配赔偿数额，是按文章占总文章的比例还是按作者占作者数量的比例？无论如何判决，都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但用权利标准可轻易解决该问题：甲、乙、丙各就自己的每篇文章拥有著作权，可以分别适用法定赔偿制度。

　　以权利数量为其计算标准，不但上述问题可迎刃而解，侵权竞合情况等问题的解决也显得简单、明确。

　　假设甲侵犯了乙之商标权，但该商标权同时也是乙之著作权；又如，甲侵犯了乙之商标权，但该商标权同时亦为丙之著作权，此时涉及到权利竞合问题。关于侵权竞合行为，有的学者主张因其实质只有一个侵权行为、一个侵权目的，只能按照一个单位的法定赔偿计赔。[8]但笔者认为，解决知识产权的疑难问题不能脱离民法原理的支持，不能脱离损害赔偿法的背景知识。关于同一侵权行为基于同一侵权过错侵犯数项知识产权的，笔者认为应区分不同的情形：第一种情形，数个权利主体为同一时，适用民法上请求权竞合的原理，由当事人选择某一项权利适用法定赔偿，即当事人具有选择权，可以任意择一请求权行使，但不允许同时适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请求权，以免造成权利的失衡，形成不当得利，此时，可参考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时的相关规则；第二种情形，有数个不同权利主体时，可以分别计算损害赔偿额。例如，甲骑马的样子被乙制作成摄影作品，卖给丙作为香烟商标，丁擅自使用该商标于成人用品上，给甲、乙、丙造成较大的精神损害和物质损失。此时，甲之肖像权、乙之著作权、丙之商标权皆受有损害，笔者认为，甲乙丙皆可主张自己的权利，任一权利主体提起诉讼，如果其他主体不知情或未提起诉讼，法院可以追加其他主体为第三人，如果其不参加诉讼，法院可以就权利主体的诉讼请求宣判，但在判决赔偿数额时应考虑其他权利主体的存在，为其他权利主体预留出赔偿份额，以免给侵权人增加不必要的负担，造成权、义、责的失调。

　　知识产品标准的优势与适用空间权利标准也可以涵盖。比如，甲在A产品上侵犯了乙的E专利权，但甲在B、C、D等多类产品上都利用了乙的E专利权，应如何适用法定赔偿？此时，如果以知识产品标准来解决法定赔偿的适用当然非常轻松，且结果也很公平，但用权利标准来解决也并非不可能。笔者认为，甲应就A、B、C、D产品分别适用法定赔偿制度：因为A、B、C、D几种产品上都存在着E专利权，尽管此时权利种类是一样的，但权利的数量是多个，应分别计算。

　　（二）知识产权法定赔偿价值追求的正当性

　　正义价值是知识产权制度所追求并要促进的首要价值目标。法律要保护的就是权利主体的权利。我国《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皆在第1条开宗明义地规定了其制定的目的以及保护的价值：法律的制定目的或价值取向都是在维护权利人的既得利益，即对劳动者的智力成果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如果其智力成果得不到全面保护，或者受损害时得不到有效的救济，即无正义可言。

辽宁省抚顺市人民政府


抚顺市人民政府令

第　122　号

　　《抚顺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业经2006年8月6日市政府第35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

市　长　刘　强
二○○六年八月十六日

抚顺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市级储备粮的管理，保证市级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和储存安全，维护粮食市场稳定，有效发挥市级储备粮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根据有关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市级储备粮，是指市人民政府储备的用于调节全市粮食供求总量，稳定粮食市场，以及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突发事件等情况的粮食和食用油。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和参与市级储备粮的储存、经营、管理、监督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市级储备粮的所有权归市人民政府。未经市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市级储备粮。
　　第五条 市粮食管理部门是市级储备粮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拟订市级储备粮规模总量、品种、总体布局和动用的意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建立健全市级储备粮各项管理制度，对市级储备粮的品种、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实施监督检查。
　　市财政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并结合本市实际情况，负责安排市级储备粮的费用和贷款利息补贴以及轮换价差补贴，对市级储备粮财务执行情况实施全过程监督检查。
　　市农业发展银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足额安排市级储备粮所需贷款，对发放的市级储备粮贷款实施信贷监管。

第二章 市级储备粮的计划

　　第六条 市级储备粮的储存规模、品种和总体布局方案，由市粮食管理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市农业发展银行根据宏观调控需要和财政承受能力提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市粮食管理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市农业发展银行根据市级储备粮的储存规模、品种和总体布局方案，下达市级储备粮收购、采购、移库、销售计划。
　　第七条 市粮食管理部门根据市级储备粮的品质情况和入库年限，于每年三季度末以前提出下一年度市级储备粮轮换计划，并于每年年底前会同市财政部门、市农业发展银行共同下达下一年度的市级储备粮轮换计划。
　　第八条 市级储备粮承储企业应当将市级储备粮收购、采购、销售和轮换计划的具体执行情况，及时报告市粮食管理部门、市财政部门和市农业发展银行。

第三章 市级储备粮的储存

　　第九条 申请市级储备粮承储资格的企业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同一库区具有有效仓容2.5万吨（含2.5万吨）以上质量良好的仓房及其配套设施，或者具有容量300吨（含300吨）以上质量良好的油罐、油库。仓房条件应当符合国家粮食储藏技术规范和安全防范要求。仓房位置及环境条件应当符合国家粮食仓库建设标准；
　　（三）具有与粮油储存功能、仓型、进出粮方式、粮油品种、储粮周期相适应的粮油装缷、输送、清理、计量、储藏、防治、消防等设备；
　　（四）具有一定数量的专职粮油保管、防治、检验等管理技术人员，且经过专业培训，持有相应的从业资格证书；
　　（五）具有符合国家标准的检测粮油质量等级和储存品质必需的基本仪器设备和场所，具备检测粮油储存期间粮油温度、水分、害虫密度等条件，具有粮情测控系统、机械通风系统和适合当地气候环境条件的其他保粮手段；
　　（六）铁路、公路交通便利，应当有铁路专用线或者毗邻铁路货运站台；
　　（七）经营管理和资信良好，没有违反国家粮油政策法规记录，没有发生重大储粮安全及其他安全生产事故。
　　第十条 对符合本办法第九条规定资格条件的企业，由市粮食管理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市农业发展银行择优选择，作为市级储备粮承储企业。
　　第十一条 市级储备粮的采购、销售原则上应当通过规范的粮食批发市场公开进行，也可以按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
　　第十二条 市级储备粮的轮换应当遵循有利于保持市场稳定、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的原则。
　　市级储备粮实行先入先出、均衡轮换制度，从入库时间起水稻、玉米每2-3年、小麦每3-4年、大豆每2年、食用油每2年轮换一次。轮入的粮油必须是当年生产的新粮油。
　　第十三条 市级储备粮轮出销售后，承储企业应当及时归还市农业发展银行贷款；粮油轮入时，承储企业凭年度市级储备粮轮换计划向市农业发展银行申请贷款。
　　市级储备粮的轮换采取成本不变、实物兑换的方式进行，轮换期一般不超过4个月。市级储备粮轮空期间不享受费用和贷款利息补贴。
　　第十四条 市级储备粮各项补贴从市级粮食风险基金或者当年粮食补贴基数中列支。储备粮食的费用补贴标准为每年每吨80元；储备食用油的费用补贴标准为每年每吨240元。市级储备粮费用补贴，任何部门不得截留、挪用。
　　市级储备粮费用和贷款利息补贴实行按季拨付制度。本季度市级储备粮的费用补贴，由市财政部门根据上季度市级储备粮实际储存数量和规定标准，拨付到承储企业，年度结束后，据实清算；本季度市级储备粮的贷款利息补贴，由市财政部门与市农业发展银行根据市级储备粮实际贷款额和当期农业发展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据实结算。承储企业不再向市农业发展银行支付市级储备粮贷款利息。
　　市级储备粮的轮换费用为玉米和小麦40元/吨、大豆80元/吨、水稻100元/吨、食用油200元/吨。市财政部门按此标准和轮换计划，对市级储备粮承储企业实行年度轮换费用和价差包干，超支不补，结余留用。
　　第十五条 市级储备粮入库成本由市粮食管理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市农业发展银行随市级储备粮收购、采购、移库计划一并下达。
　　市粮食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承储企业市级储备粮入库成本的管理，单独设立入库成本台帐，反映分品种、分年限的入库成本，并定期检查、核对承储企业市级储备粮入库成本。
　　第十六条 市级储备粮贷款应当与粮油库存值增减挂钩，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承储企业应当在市农业发展银行开立基本帐户，并接受该行的信贷监管。
　　第十七条 市级储备粮在储存过程中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由承储企业上报市粮食管理部门和市财政部门，市粮食管理部门和市财政部门审核确认后予以核销。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损失，由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承担。
　　第十八条 承储企业应当按季度统计、分析市级储备粮的储存管理情况，并将统计、分析情况报送市粮食管理部门。
　　第十九条 承储企业必须保证入库的市级储备粮达到收购、采购、轮换计划规定的质量等级，并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
　　第二十条 实行市级储备粮入库质量检验制度：
　　（一）承储企业应当按照国家粮油质量标准对入库的粮油进行质量检验，并对粮油储存品质进行检验；
　　（二）承储企业应当建立粮油质量档案，内容包括：库房和货位号、粮油品种、收获年度、入库时间、质量等级、水分、杂质、储存品质等项目和指标；
　　第二十一条 实行市级储备粮销售出库质量检验制度。
　　正常储存年限内的市级储备粮销售出库，可以由承储企业自行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
　　超过正常储存年限的市级储备粮销售出库，应当经过有资质的粮油质量检验机构进行质量鉴定。
　　第二十二条 承储企业应当对市级储备粮实行专仓储存、专人保管、专帐核算，保证市级储备粮帐帐相符、帐实相符，并将市级储备粮存放库房和货位号报市粮食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 承储企业不再具备承储资格的，其储存的市级储备粮由市粮食管理部门负责调出，安排到市粮食管理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市农业发展银行确定的其他具备承储资格的承储企业储存。

第四章 市级储备粮的动用

　　第二十四条 市粮食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市级储备粮的动用预警机制，加强对市级储备粮情况的监测，适时提出动用市级储备粮的建议。
　　第二十五条 市级储备粮动用方案，由市粮食管理部门提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粮食管理部门和市财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动用方案应当包括动用市级储备粮的品种、数量、质量、价格、使用安排、运输保障等内容。
　　第二十六条 动用市级储备粮发生的价差亏损（含费用）由市财政部门核定后负担；发生的价差收入，由市财政部门核定后收缴市财政。

第五章 市级储备粮的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七条 市粮食管理部门、市财政部门、市农业发展银行按照各自职责，对承储企业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内容包括：
　　（一）市级储备粮的实物、财务及相关工作；
　　（二）市级储备粮收购、采购、销售、轮换计划及动用命令的执行情况；
　　（三）市级储备粮经营管理的有关资料、凭证。
　　第二十八条 市级储备粮承储企业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虚报、瞒报、拒报市级储备粮数量；
　　（二）在市级储备粮中掺杂使假、以次充好；
　　（三）擅自降低市级储备粮储存条件、变更市级储备粮的储存地点;
　　（四）因管理不善或者未按规定及时推陈储新，造成市级储备粮陈化、霉变；
　　（五）将市级储备粮轮换业务与其他业务混合经营；
　　（六）擅自动用市级储备粮；
　　（七）以各种手段套取轮换价差补贴、骗取市级储备粮贷款和贷款利息、费用补贴；
　　（八）以市级储备粮对外进行担保或者偿还债务；
　　（九）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二十九条 市粮食管理部门、市财政部门、市农业发展银行的监督检查人员应当将检查情况做出书面记录，并与被检查单位的负责人共同签字备案。
　　第三十条 市农业发展银行应当按照资金封闭管理的规定，加强对市级储备粮贷款的信贷监管。
　　第三十一条 市粮食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市级储备粮的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对市级储备粮的品种、数量、质量及储存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应当及时纠正和处理，对危及市级储备粮储存安全的重大问题，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处理。

第六章 罚　　则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之一的，由市粮食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上缴财政，套取的财政补贴全额退还；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市粮食管理部门、市财政部门、市农业发展银行等单位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及时下达市级储备粮收购、采购、销售和年度轮换计划的；
　　（二）发现市级储备粮承储企业不再具备承储条件不及时取消其承储资格的；
　　（三）对承储企业存在不适于储存市级储备粮情况不责成承储企业限期整改的；
　　（四）接到举报，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二〇〇六年十月一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