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犯罪废止死刑问题研究
梁华仁 陈清浦
一、我国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立法回顾与评价
应该说，“经济犯罪”这一法律用语的外延和内涵是非常模糊的，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无论是刑法学还是犯罪学，在使用“经济犯罪”的时候，所界定的范围经常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狭义上的经济犯罪，是指发生在商品生产、流通、消费环节侵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各种犯罪，具体而言，是指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各类犯罪行为；一是中义上的经济犯罪，是指除了狭义上经济犯罪外，还包括财产犯罪，即刑法分则第五章侵害公私财产所有权的各类犯罪；还有一种情况是广义上的经济犯罪，是指除了上述两类范围外，还包括贪污贿赂犯罪，有时甚至还包括渎职犯罪。 由于它们多是非暴力性质犯罪，在适用死刑问题上存在较多共性，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经济犯罪的范围是广义上的经济犯罪概念。
我国刑法将经济犯罪的法定最高刑规定为死刑，在罪名数量上有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在1979年刑法典中，法典规定可以处死刑的罪名有27种，经济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的罪名有：贪污罪、抢劫罪 ，共2个，占总数的7.4%。
刑法典实施不久，为了严厉打击严重的经济犯罪和严重的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了一系列的单行刑法，这些单行刑法将使用死刑的经济犯罪罪名的数量大幅度提高，主要有：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中，确定走私罪、投机倒把罪、盗窃罪、贩毒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受贿罪可以使用死刑；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将走私罪细化分解为多个罪名，其中走私毒品罪、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假币罪、走私文物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199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将刑法典中第171条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和《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中的走私毒品罪合并，确定罪名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法定最高刑为死刑；1993年7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确定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将刑法典中的伪造国家货币罪修改为伪造货币罪，并将其法定最高刑提高为死刑，同时，对新增加的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法定最高刑也规定为死刑；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中规定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和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发票罪，这两个罪名的法定最高刑也规定为死刑。除去已经重叠或者后来又修正的罪名外，立法机关通过单行刑法增加了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的数量为20个，加上原有的2个，在1997年修订刑法之前，我国刑法中可以适用死刑的经济犯罪罪名共计22个，这样，刑法立法中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数量共有71个，经济犯罪就占到31%，比原来7.4%的比例大幅度提高。
1997年刑法典进行修订，刑法分则在原来刑法典分则的基础上，将单行刑法加以整合，经济犯罪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上只是略作调整，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具体分布状况如下：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殖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查收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罪。共16种，占80%；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盗窃罪、抢劫罪。共2种，占10%；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贪污罪、受贿罪。共2种，占10%。从整体上看，刑法典中规定最高刑为死刑的罪名共68个，经济犯罪的死刑数量为20个，占29.4%。比刑法典修订前略有下降，但与1979年刑法典相比较，上升幅度明显。
经济犯罪数量上的增多原因是多方面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迅猛发展，随之而来的经济犯罪的数量和对社会危害程度也不断加大、加深，；由于对最严重的犯罪行为处以最严厉的刑罚这种社会报复的道义观念在我国仍然深入人心 ；重刑主义无论是在立法者还是在一般社会民众中间还广有市场。这些因素都促成了立法中死刑数量不断增加。
二、经济犯罪死刑的价值分析
死刑又称为生命刑、极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作为最严厉的一种刑罚方法，死刑在历史上曾长期占据刑罚体系的中心，无论是科以死刑的犯罪行为数量上还是刑罚的执行方法上，死刑的多发性和残酷性都是其他刑罚方法所不能比拟的。到了十八世纪，在启蒙主义思潮特别是在古典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下，一些资产阶级法学家对死刑制度提出了挑战。1764年，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极力主张废除死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从此揭开了死刑废除论和死刑存置论论战的大幕。死刑存废论战的结果是将死刑逐出了刑罚体系的中心，并直接影响了各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政策，进而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刑罚改革运动。 死刑存废的争论对我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在现阶段更多地表现为死刑的限制与扩张之争，特别是在经济犯罪领域内，是取消还是保留（甚至是扩张）死刑的争论显得更加突出。我们认为，经济犯罪和其他犯罪具有不同的特质，对经济犯罪死刑的价值考察是解决争论的必要路径。
（一） 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考察
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也可以称为正当性、正义性。对死刑公正性的考察是必要和合理的：公正观念的道德评价标准运用于对死刑的评价，找到了死刑的公正价值的道德渊源。因为公正观念是自古以来便存在的一种社会观念，合乎社会公正观念的行为在道德上被普遍视为正当的，而不合乎社会公正观念的行为则在道德上被普遍视为不正当的。与此相适应，将对死刑的评价奠基于社会公正观念之上，所得出的结论自然因易于为人所接受而必然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何谓“公正性”？自古以来，人们对公正和正义都存在不同的认识。西塞罗认为，公正意味着共同拥有国家的法律，相互承认权利和义务，维护自然的秩序，法便是公正与非公正事物之间的界限。《法学阶梯》中则把正义表达为“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到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 在哈特看来，正义就是“同样情况同样对待”和“不同情况不同对待”，是一种平等意义上的正义；
无论对公正和正义有多少种回答，公正和正义的相对一致性仍然是存在的。具体到犯罪与刑罚的关系上，刑罚的公正性就在于刑罚分配种类上的等质性和同质犯罪刑罚分配数量上的均衡性，种类上分配的等质性决定了刑罚公正性的底线，同质犯罪刑罚分配数量上的均衡性决定了刑罚公正性的程度。刑罚公正性的底线在于：刑罚所剥夺的权益的价值不得大于犯罪所侵害的权益的价值，刑罚方法的严厉性不得超过犯罪危害的严重性。如果刑罚的严厉性超过了犯罪的严重性，就是对犯罪人的不公正，即使严厉的刑罚方法为预防犯罪所必需，也是不允许的。因为，虽然预防犯罪的目的是正当的，但正当的目的必须通过正当的手段去实现，否则，手段的非正义性最终亦会影响目的的正义性；刑罚公正性的程度在于：罪刑相适应，重罪重刑，轻罪轻刑，无罪无刑，罚当其罪。刑罚分配种类上的等质性和同质犯罪刑罚分配数量上的均衡性合称为刑罚与犯罪的等价性，它全面衡量了刑罚的适用是否公正，是否符合正义。
还应当看到，经济犯罪死刑的公正性和死刑的公正性不是同一概念。死刑的公正性是指死刑这种刑罚方法本身是否正当，是否符合正义性的标准。死刑具有公正性，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无论是死刑的存置者还是死刑的废除者，都认为死刑的公正性是一个不争的命题。 从历史源源上看，死刑是最原始的法律制裁手段和刑罚方法，它的产生便是原始的、本能的、公正要求的结果。“以命还命”的同态复仇习惯背后潜在着一种朴素的以物易物式的等量公正，这正是等价公正的原始形态；从现实角度看，与杀人行为等价的刑罚方法也非死刑莫属。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则需要将经济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和死刑所剥夺犯罪人的生命权益相比较，若前者大于后者，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则为正，若前者小于后者，公正性则为负。
解决了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含义后，我们来考察经济犯罪侵害的具体法益。从我们所界定的经济犯罪的范围来看，经济犯罪侵害的法益包括：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害法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盗窃罪侵害的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贪污罪侵害的公共职务的廉洁性和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受贿罪侵害的公共职务的廉洁性和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而死刑所剥夺的生命权是个人至高无上的权利，是人所有价值和权利的载体。现代社会是由个人组成，在个人本位的观念下，对于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应当优先于社会权益的保护，特别是个人的生命权更应当置于优先位置，无论是经济秩序、公私财产所有权还是公共职务的廉洁性都不能优于个人的生命权利，它们在和人的生命权益相比较，不具有等价性，如果对经济犯罪科以死刑，有贬低人的生命价值之嫌。因此，从刑罚的等价分配上，对经济犯罪处以死刑不具有公正性。
（二）经济犯罪适用死刑效益性考察
死刑的效益性是基于死刑目的而产生的刑罚价值。众所周知，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只有有效地预防犯罪，社会才能使自身免受犯罪侵犯之害。死刑作为刑罚的一种，其目的当然也是预防犯罪，具体而言，是为了避免科处死刑的类似犯罪行为再次发生。因此，死刑的效益性就在于基于防卫社会的目的，以最小的社会代价换取最大的社会收益，是一种社会本位的功利权衡。简而言之，死刑的效益性就是解决的是用死刑的方法预防犯罪是不是一种必要手段的问题，以死刑来预防犯罪有无必要，是否值得。
考察经济犯罪死刑的效益性，要从死刑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代价）和取得收益两个方面进行。经济犯罪死刑所付出社会成本主要有：剥夺社会成员个体生命的权益成本；由于从肉体上消灭犯罪人，支付的罪犯以无偿劳动弥补其所造成经济损失的机会成本；死刑特别而又严格的诉讼程序，超出一般诉讼程序的经济支出。等等。对此，美国学者莱科尔曾提出：在今天，考虑到所有代价——包括财政消耗与我们的法院和监狱消耗，有死刑的刑事司法体制明显地比无死刑的刑事司法体制昂贵 。
经济犯罪死刑的收益无非是预防类似犯罪行为的再次发生。死刑对社会的预防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我们先来看特殊预防，特殊预防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剥夺他们继续犯罪的条件和能力，使其不再重新犯罪。死刑的特殊预防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死刑剥夺的是犯罪人的生命，生命是人从事一切活动的前提，当然也是犯罪人再次犯罪的前提。“人死万事休”便是死刑彻底、完全的特殊预防作用深刻而又朴素的揭示。但是，需要追问的是，具体到经济犯罪中，对犯罪人再犯能力的剥夺是否一定要以剥夺犯罪人生命方式来进行。经济犯罪中，大多数的犯罪需要特殊的条件，比如有的需要特殊的身份（贪污罪、受贿罪），有的需要庞大的经济实力（走私方面的犯罪、生产伪劣商品的犯罪），有的需要特殊的犯罪工具（金融诈骗罪）。如果有针对性地剥夺犯罪人相应的资格或者能力，完全可以完成对类似犯罪行为再犯的预防。如开除贪污罪、受贿罪的犯罪人的公职，他永远不可能再去贪污公共财产和收受贿赂了，如对走私犯罪人实施高额度的罚金，并没收犯罪工具和犯罪所得，起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完成再犯该罪的条件积累。因此，用死刑的方法实现对经济犯罪的特殊预防没有必要，不具有正当合理性。
一般预防，即通过对犯罪分子实施刑罚，以使犯罪分子以外的人不产生犯罪念头，不再走向犯罪之路。有学者认为，犯罪分子以外的人可以分为三大类：潜在的犯罪人、受害者、其他守法者。
对受害者和其他守法者的预防，死刑的主要功能体现在安抚和平息民愤上。安抚受害者的受伤心灵，以满足其内心本能的报复愿望，可以阻止被害人极其家属因私力报复而犯罪；平息其他守法者的民愤，淡化他们基于普遍正义感而产生的对犯罪人的憎恨心理，这种憎恨心理极易转化成对惩罚犯罪人的要求，死刑的实施，一方面，可以防止守法者因为义愤而加害犯罪人，避免私刑，起到阻止犯罪连锁反应之效。另一方面，死刑的实施意味着对犯罪的强烈否定，这种否定可以强化其守法意识，阻止其仿效犯罪人，步入犯罪歧途。
但是，我们认为，经济犯罪多是个人对社会的犯罪，受害者具有抽象性和不特定性，不像暴力犯罪那样，行为指向的是明确、具体的受害个体。经济犯罪所侵害的是抽象的“超个人利益”，受害者往往缺乏明显的受害意识。如，走私犯罪侵害的是国家海关监管制度，一些个人单从自身角度可能认为不受其害反得其益；贪污罪非法占有的公共财产，于具体的个人利益联系不甚紧密；受贿罪也多因相对人利益得到满足而无法产生受害心理；即便是盗窃罪，可以处以死刑的也只是盗窃金融机构或者国家文物，受害者也是抽象的国家而非个人。经济犯罪受害者的特殊性使死刑丧失了安抚功能，同时也因民愤不像暴力犯罪那样强烈，使经济犯罪死刑失去了阻断私刑的社会效益。
对潜在的犯罪人，死刑具有威慑力，而且还具有最强的威慑力。死刑的痛苦性决定了威慑性必然存在，死刑的威慑力量，来自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它可以阻止一部分潜在的犯罪人走向犯罪道路。
经济犯罪的特殊性，使经济犯罪死刑的威慑性客观存在，但又使它非常有限。首先，经济犯罪大都是由立法机关通过立法规定的“法定犯罪”，而非基于“内在的恶”而实施的“自然犯罪”；其次，经济犯罪一般具有“准犯罪性”，犯罪者本人较少存在罪恶感，往往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做出合理化解释；最后，经济犯罪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受到经济、政治、法律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从成因上看，经济犯罪多为“管理型”和“智力型”犯罪。经济犯罪上述特殊性，犯罪人基于自身的合理解释和高智商的侥幸心理，大大减低了死刑的威慑力量。
刑罚的威慑力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痛苦性和惩罚性，更重要的在于它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因此，要减少经济犯罪，更有效的措施在于加强管理，堵塞漏洞，完善法制，以及施以及时有效的惩罚措施，而不是单单加大刑罚的的痛苦性，用科以死刑的方法去解决。
从应然意义上看，任何财产的总合也无法和人的生命价值相比，因而，以剥夺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刑罚投入，无论在预防犯罪方面多有效果，都因保护的权益价值小于所剥夺的价值而不具有有利性，因此，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刑罚效益性的要求。
从经济学的角度，加大刑罚的痛苦性直至科以死刑来预防犯罪的过程，也同样符合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认为，随着某种物品消费量的增加，满足程度（总效用）也在增加，但是所增加的效用（边际效用）在递减。 我们把刑罚手段的痛苦性作为“某种消费的物品”，把预防犯罪作为“满足程度”，我们以消耗人的生命价值为成本，来换取微小的预防犯罪的“边际效用”，是不符合死刑的效益性原则的。
我们还可以从对经济犯罪的有效打击层面来考察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效益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犯罪人在案发前或者案发后携款外逃，有些犯罪人特意逃往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 一旦在国外抓获，可以因为逃往国没有死刑，逃避严厉处罚。若逃往国和我国达成的引渡协议，必须遵守“死刑犯不得引渡”原则，但由于我国经济犯罪还存在死刑，在引渡问题上很难和一些国家达成引渡协议。一旦达成，我国还要根据犯罪人和外国司法机关缔结的辩诉交易，向引渡国承诺对犯罪人不得适用死刑。对引渡人员不适用死刑，影响了我国法制的统一和权威。同时，由于我国经济犯罪存在死刑，使一些经济犯罪分子在案发前就图谋逃往国外，造成了大量资金外逃。如果经济犯罪立法上不适用死刑，就可以顺利达成引渡协议，从而一解打击之惑。这种情况下另一侧面也表明了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不经济性
（三）经济犯罪死刑的人道性考察
何谓刑罚的人道主义？刑法人道主义与宽容、柔和、人性等德行词汇相联系，与野蛮、残酷、恐怖、折磨等形象相对立。刑罚人道主义表现出国家在规定和运用刑罚时对犯罪以及对犯罪实施者的一种宽容态度。 人道是一种道德观，其基本蕴含是爱护人的生命，关怀人的幸福，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尊重人作为人所应有的基本权利，把人当人，这既是人道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人权的保障。因此，刑罚不能不把犯罪人当人，不能剥夺或者变相剥夺犯罪人的基本权利，否则就是不人道的。 既然生命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死刑是以剥夺人的生命为内容的，因此，死刑必然是不人道的。死刑是不人道的刑罚方法，具体到经济犯罪，犯罪人只是侵害了经济秩序、侵害了财产所有权，但为此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种不人道性体现的更加明显。
三、经济犯罪死刑的立法和司法控制
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既然是不公正、不人道、缺乏效益性的，那么，我国刑事立法中规定经济犯罪死刑应当如何加以废止？我们赞同有的学者提出逐步废除死刑的两个原则： ：（1）必要性原则。即从正面看，对特定的经济犯罪规定死刑是否有必要；从反面看，对特定的经济犯罪已经规定的死刑予以废止是否必要。判断是否必要，主要看对待特定的经济犯罪设置死刑是否“过量”。（2）价值衡量原则。即以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和社会保护机能相平衡为基点，对特定经济犯罪人的人格进行法律评价，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价值。
根据上述两个原则，在立法上，可以尽快废止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16个罪名的死刑以及侵犯财产罪中的盗窃罪的死刑。1979年刑法典中对这些罪名没有规定死刑，现在立法上进行废止，社会反响较小，负面效应较低。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权观念的加强，财产所有权与市场经济秩序的价值观念已经明显不能和人的生命权价值观念相均衡，人的生命权的价值观念在社会民众心目中已优于财产观念，说明现在基本具备了废止两大类死刑的社会条件；国家机关“以人为本”执法、执政观念的确立，为废止两类经济犯罪死刑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量；学界对废止上述两类经济犯罪死刑的认识趋于同一，为实现上述罪名完全废止死刑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智力支持。基于上述原因，可以在近期的立法修订中完成这一变革。
对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废止问题可以从司法和立法两个方面进行。原因主要是，我国历来保持着“从严治吏”的传统，而且目前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在民众和一些执法者内心中还存在“治乱用重典”思维模式，短时间内在立法上废止死刑，人们思想的反差较大，容易导致较多的社会负面影响。可以在立法未作变动之前，由司法机关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指导对上述两罪名的死刑运用，以限制适用死刑的数量。具体而言，可以提高两个罪名死刑的适用条件，必要时可以适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从实践中上先达到不处死刑的效果，使死刑的立法事实上变为“死亡条款”，为在立法上废止死刑创造条件，以完全废止经济犯罪的死刑适用。
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2005年修正)
河南省郑州市人大常委会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议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议
(2005年9月30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的决定》。会议决定，批准《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的决定》，由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自2005年11月1日起施行。
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
管理条例》的决定
（2005年4月28日郑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2005年9月30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郑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决定对《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六条第一款修改为：“市人民政府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是本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依照本条例规定，具体负责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工作。”
二、将第八条、第十四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四条中的“经营许可证”及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中的“兼营许可证”修改为“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将第八条第三款中的“三十日”修改为“二十日”。
三、将第九条第一款修改为：“客运出租汽车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备企业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达到规定标准；
（二）有符合规定的营运车辆及其配套设施、设备、标志；
（三）有符合规定的固定的停车场所；
（四）有良好的银行资信、财务状况及相应的偿债能力；
（五）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并经培训考核合格的驾驶员，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技术、财务和经营管理人员；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将第十条修改为：“客运出租汽车个体经营者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经营方式符合有关规定；
（二）有符合规定的营运车辆及其配套设施、设备、标志；
（三）有符合规定的经营场所；
（四）有符合规定的资金、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将第十一条修改为：“具备下列条件的，方可由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核发驾驶员客运资格证：
（一）男性年龄在六十周岁以下，女性年龄在五十五周岁以下，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
（二）有公安部门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并有三年以上驾龄，并安全行车，无重大交通事故责任记录；
（三）经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知识培训考核合格；
（四）被吊销客运资格的驾驶员，从吊销之日起已经满五年。”
六、将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四条中的“城市公共客运交通营运证”或“营运证”修改为“车辆运营证”。
七、将第十三条修改为：“禁止伪造、涂改、转借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出租汽车经营资质的管理。”
八、第十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内容为：“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按规定缴纳有关规费。”
九、将第十九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修改为：“车内张贴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检测合格标志”；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内容为：“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应当对客运出租汽车是否符合前款规定的条件进行定期检查。”
十、删去第三十六条。
十一、第四十四条改为第四十三条，将其第（一）项修改为：“无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或者车辆运营证以及套用他人出租汽车牌照或者同意他人套用自有出租汽车牌照从事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或营运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十二、第四十五条改为第四十四条，删去第（七）项。
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五条，内容为：“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不按规定缴纳规费或在报停期间继续营运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拖欠、偷漏规费情节严重的，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可吊销其车辆运营证。”
十四、将第四十七条修改为：“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规定办理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的注销、变更手续的；
(二)未按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接受定期检查的。”
十五、将第五十条第二款中的“三年”修改为“五年”。
十六、将第五十一条修改为：“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实施。”
此外，对部分条文的文字和顺序作相应的修改和调整。
《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公布。
本决定自2005年11月1日起施行。
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
（1997年8月22日郑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1998年5月22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批准根据2002年4月25日郑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2002年9月27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的《关于修改〈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5年4月28日郑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2005年9月30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的《关于修改〈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客运出租汽车管理，维护乘客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客运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客运出租汽车是指为乘客提供客运服务，以里程、时间计费的经营客车。
第三条凡在本市市辖各区（不含上街区，下同）行政区域内和新郑机场范围内的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从业人员和乘客，以及与客运出租汽车经营相关的单位、个人，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客运出租汽车行业坚持统筹规划、统一管理、公平竞争、总量控制、协调发展的原则。
第五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实行有偿出让、转让。有偿出让应采取拍卖、招标方式进行。本条例施行前无偿取得经营权的经营者转让其经营权时，须缴纳有偿出让金。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六条市人民政府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是本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依照本条例规定，具体负责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工作。
公安、工商、税务、质量技术监督、物价、交通、环保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实施本条例。
第七条市客运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会同有关方面编制行业发展规划；
（二）会同有关部门在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乘客比较集中的场所设置客运出租汽车停车场，并做好管理工作；
（三）制定行业服务标准和有关管理制度；
（四）受理消费者投诉，维护消费者权益；
（五）开展法制教育，做好行业培训工作；
（六）依法查处违法行为，维护客运出租汽车市场秩序；
（七）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二章经营资质管理
第八条客运出租汽车企业、个体经营者（以下简称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取得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后，应当向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申请办理
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
单位自用客运汽车兼营客运出租汽车业务应当申请办理
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
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审核决定。符合条件的，发给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不符合条件的，予以书面答复。
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后，应到工商、税务等有关部门办理手续。
第九条客运出租汽车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备企业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达到规定标准；
（二）有符合规定的营运车辆及其配套设施、设备、标志；
（三）有符合规定的固定的停车场所；
（四）有良好的银行资信、财务状况及相应的偿债能力；
（五）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并经培训考核合格的驾驶员，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技术、财务和经营管理人员；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客运出租汽车企业转让其所有的营运车辆或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应当按规定
到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条客运出租汽车个体经营者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经营方式符合有关规定；
（二）有符合规定的营运车辆及其配套设施、设备、标志；
（三）有符合规定的经营场所；
（四）有符合规定的资金、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一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方可由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核发驾驶员客运资格证：
（一）男性年龄在六十周岁以下，女性年龄在五十五周岁以下，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
（二）有公安部门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并有三年以上驾龄，并安全行车，无重大交通事故责任记录；
（三）经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知识培训考核合格；
（四）被吊销客运资格的驾驶员，从吊销之日起已经满五年。
第十二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投入营运的车辆经公安部门检测合格，领取车辆专用牌照后，到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办理车辆运营证。车辆运营证实行一车一证。
第十三条禁止伪造、涂改、转借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出租汽车经营资质的管理。
第十四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歇业的，应到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办理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注销手续。
第十五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按规定缴纳有关规费。
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需要停业一个月以上的，应向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办理报停手续。报停期间，按规定免缴有关规费，不得从事营运。
报停期满未办理续停手续的，视为恢复营运，应按有关规定缴纳有关规费。
第十六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需变更法定代表人、调换或增减驾驶员、变更企业地址、车辆转户或过户、车辆更新，必须到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办理营运变更手续。
客运出租汽车企业兼并、合并、分立，必须按规定到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办理有关手续。
第三章营运管理
第十七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接受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管理；
（二）建立健全客运管理、车辆检修、安全行车、投诉受理、客运票据登记台帐等规章制度，制定服务规程、驾驶员守则；
（三）执行物价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使用税务部门监制的专用票据，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改变收费标准或使用其他收费凭证；
（四）不得允许无客运出租汽车客运资格证的驾驶员或被注销服务资格的驾驶员从事出租汽车营运；
（五）不得允许无车辆运营证或被暂扣车辆运营证的车辆从事客运出租营运；
（六）加强从业人员法制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专业培训，建立学习和业务培训制度；
（七）为出租汽车驾驶员提供服务，办理有关客运营运手续，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客运车辆的交通事故处理等事宜；
（八）按规定向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报送营运报表，接受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对其营运资料和票据的查阅。
第十八条客运出租汽车企业，应当与驾驶员签订劳动用工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客运出租汽车企业同意个体出租汽车经营者加入的，应当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九条客运出租汽车除应符合公安部门对机动车辆的统一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符合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车型和使用年限；
（二）车容整洁，车内卫生，设施完好；
（三）车身外侧喷涂统一标准的企业名称、编号；
（四）安装统一的营运标志牌；
（五）车内设置防劫持装置；
（六）在车身或车内明显部位贴挂租价标准、喷涂监督电话号码；
（七）在车顶中央前部设置出租标志灯；
（八）车内安装经法定检定机构检定合格的里程计价器和空车显示标志；
（九）车内安装符合要求的通讯设备；
（十）车窗不得为有色玻璃或粘贴太阳膜；
（十一）车内张贴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检测合格标志；
（十二）客运出租汽车行业要求的其他规定。
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应当对客运出租汽车是否符合前款规定的条件进行定期检查。
第二十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营运中，必须随车携带驾驶证、行驶证、车辆运营证、驾驶员客运资格证。
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及驾驶员，不得将营运车辆转借营运。
第二十一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乘客要求，提供直达服务。不得以多收费为目的绕道行驶；因驾驶员的责任，未把乘客送达目的地的，不得收费。
第二十二条客运出租汽车运营不受城乡限制。
市区以外的客运出租汽车不得从事起点和终点同在本市市区内的收费载客经营活动。
第二十三条乘客需要出市区或夜间去偏僻地区的，应当出示足以证明身份的证件，驾驶员应当向所在客运出租汽车企业报告。
第二十四条客运出租汽车不得在快车道和禁停路段调头、上下乘客。
第二十五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营运中不得拒载乘客，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酗酒或精神病乘客无正常人陪伴的；
（二）要求超员、超载行驶的；
（三）携带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物品的；
（四）出市区或夜间去偏僻地区，乘客不出示身份证件的；
（五）乘客要求在禁停路段上下车或要求在禁止机动车行驶的路段上行驶的；
（六）乘客要求合乘，第一乘客不同意的；
（七）乘客不愿按里程计价器计费标准付乘车费的。
第二十六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属拒载乘客行为：
（一）开启空车标志灯后，遇有乘客在停车站点要求乘车而拒绝载客的；
（二）在停车场、站开启空车标志灯而不服从调配的；
（三）在客运集散点或者可停车路段，开启空车标志灯，而拒绝载客的；
（四）载客营运途中，无正当理由中途要求乘客下车的。
第二十七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必须正确使用里程计价器，并按里程计价器显示的数额收费。
里程计价器必须按规定进行周期检定。严禁擅自拆卸、调整或故意损坏计价器。
第二十八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必须使用税务部门监制的客运票据，并按收费数额出具票据。禁止伪造、转借、倒卖客运票据。
第二十九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营运中遇有里程计价器、标志灯发生故障、车牌号码污损或不全等情形时，应停止营运，及时修复。
第三十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和驾驶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给予表彰奖励：
（一）模范遵守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
（二）文明经营，优质服务，多次受到乘客赞扬的；
（三）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事迹突出的；
（四）救死扶伤，拾金不昧，助人为乐事迹突出的。
第三十一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营运中应当提供优质服务，做到语言行为文明，不得向乘客索要额外钱物。
第三十二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得利用车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发现犯罪嫌疑人应及时报告。
第三十三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对乘客遗忘在车上的物品，应当无偿归还失主。无法归还的，应当及时送交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
乘客在客运出租汽车上遗失物品的，可向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报失。
第三十四条在客运出租汽车停车场待客的车辆，应当服从管理，停放整齐，按序出车。
第三十五条以客运出租汽车为载体设置广告的，必须在规定位置设置，不得遮挡驾驶员视线及灯光、号牌、标志牌。
第三十六条乘客应当文明乘车，并按里程计价器显示数额支付乘车费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乘客可拒绝支付乘车费用：
（一）乘坐的车辆无里程计价器或不按规定使用里程计价器计费的；
（二）在起步费里程内车辆发生故障无法完成运送服务的；
（三）不开具客运票据或开具不符合规定票据的。
第三十七条客运出租汽车在载客途中，经过依法收费的桥涵、路段所支付的车辆通行费，由乘客负担。
第四章稽查与投诉
第三十八条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负责客运出租汽车稽查工作。稽查人员可以在客运出租汽车服务站点和道路上对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行为实施稽查。
第三十九条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稽查人员执行公务时，必须两人以上进行，并主动向被检查者出示稽查证件。对未出示稽查证件的，被检查者有权拒绝检查。
第四十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及驾驶员应当接受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依法实施的稽查，如实提供有关经营证件和情况，不得拒绝、妨碍、阻挠。
第四十一条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及其稽查人员，必须依法履行职责，秉公执法。不得刁难经营者及驾驶员，严禁利用职权索贿受贿、徇私舞弊。
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及驾驶员发现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及其稽查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和其他违法行为，可以向有关部门举报。
第四十二条乘客对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及其驾驶员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可以自权利被侵犯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投诉，并提供车费发票、车辆号牌等有关证据。
被投诉的单位或个人，应当自接到调查通知之日起五日内到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答辩或接受调查。
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接到投诉后，应当自接受之日起十五日内处理完毕，情况复杂的可以在二个月内处理完毕，并将处理结果答复投诉人。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无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或者车辆运营证以及套用他人出租汽车牌照或者同意他人套用自有出租汽车牌照从事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或营运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涂改、转借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或车辆运营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二千元罚款；
（三）伪造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或车辆运营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五千元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规定拒载乘客的，处以三百元罚款；
（二）客运出租汽车不符合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至（十）项规定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十元罚款；
（三）超过里程计价器显示的数额收费或以多收费为目的绕道行驶的，责令退还多收费用，处以多收费用二十倍罚款；
（四）未使用里程计价器或未正确使用里程计价器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五）车牌号码污损或不全不停止营运的，处以五十元罚款；
（六）将客运出租汽车转借营运的，处以五百元罚款；
(七)市区以外的客运出租汽车从事起点和终点同在本市市区内的收费载客经营活动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八)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罚款规定在五十元以上的，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可以暂扣车辆运营证，并出具暂扣凭证。
第四十五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不按规定缴纳规费或在报停期间继续营运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拖欠、偷漏规费情节严重的，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可吊销其车辆运营证。
第四十六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不按行业服务标准提供服务的，不归还或不上交乘客遗失物品的，归还乘客遗失物品索要报酬的，向乘客索要额外钱物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屡教不改的，停业培训，直至吊销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客运资格。
第四十七条
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规定办理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的注销、变更手续的；
（二）未按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接受定期检查的。
第四十八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未按规定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违章案件及交通安全事故超标的，处以五千元罚款；
（二）拒绝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查阅其营运资料的，处以一千元罚款；
（三）违反规定向所属出租汽车驾驶员收取费用的，除责令退还外，并处以所收费用一倍的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按无证经营处理。
有前款第（一）项行为，在限期内拒不改正的，由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按前款第（一）项规定加倍处罚。
第四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暂扣车辆：
（一）无车辆运营证营运的客运车辆；
（二）车辆与车辆运营证件载明的车辆资料不一致的；
（三）已被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通知停止营运的车辆仍继续营运的；
（四）市区以外客运出租汽车从事起点和终点同在本市市区内的收费载客经营活动的。
被暂扣客运出租汽车的责任人必须在限期内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对暂扣的车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第五十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吊销驾驶员从事客运出租汽车客运资格：
（一）被判处刑罚或被劳动教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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