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杜培武”一案谈起 小议刑讯逼供

孙荣杰

举国震惊的杜培武案一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虽然该案随着对肇事者的
处理已尘埃落定，但该案蕴含着丰富的刑事诉讼问题却却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为何会造成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有没有医治刑讯逼供的良方？从该案来看，我国刑诉又有哪些不足？这些问题值得人们深思。本文对此一一论述自己的见解。
杜培武系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干警，其妻子与云南省万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有染。一日，杜妻与王俊波在汽车中双双被枪杀。杜培武涉嫌故意杀人被捕。公安人员在对杜培武进行询问时采用了多种刑讯手段以逼取其口供。杜培武最终忍受不住讯问人员无所不用其极的刑讯手段，被迫承认了所谓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二审法院最终判处杜培武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好在最后真凶因另案案发被羁押，供认自己系故意杀人之真凶，案情真相大白于天下，杜培武的冤情得以昭雪。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刑讯逼供是造成“杜培武”冤案的直接原因，几乎错杀了一个清白的无辜者。杜培武是不幸的，同时也是幸运的，毕竟他还能活着等到沉冤得雪、重获自由的时候。刑讯逼供所导致的冤假错案肯定不只一个杜培武，还有若干个杜培武一样的刑讯的受害者，他们当中有人丢了性命，还有人在暗无天日的监劳里苦苦等候，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等到沉冤昭雪的一天。
（一）刑讯逼供产生的根源
在杜培武一案中，办案人员给杜培武戴上了脚镣，又用手铐将杜的双手呈“大”字形悬空吊在铁门上……杜不断地声称冤枉。随着杜培武在法庭上绝望的呼喊声，司法的尊严也在刑讯逼供者的拳脚下被一点点的击碎。刑讯逼供的弊端可谓人所共知，国家也一再颁布法律规章严禁刑讯，但是从根本上消除刑讯逼供为何困难重重？我认为，这是与其产生的复杂原因休戚相关的。
首先是立法上面的原因：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为侦查人员进行刑讯逼供提供了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相反，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承担供述义务。当犯罪嫌疑人没有按照侦查人员的讯问供认犯罪和回答问题时，侦查人员便可以以没有“如实回答”为由，采取种种手段强迫犯罪嫌疑人按其意图回答问题，其中难免刑讯逼供。这条与沉默权相对立的规定，显然与刑事司法国际标准不相一致，其消极影响也是不言而喻：既无助于取证行为的合法化、文明化，且助长了诉讼活动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过分依赖，在某种意义上纵容了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为随意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提供了可能。可以这么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刑诉第93条规定为刑讯逼供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因为，如果他不履行这一义务，必然导致不利的后果，而刑讯逼供便是其中最为直接的“惩罚”。2、没有明确地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欧美国家刑事诉讼法对违反程序收集证据的相关后果作出明确有效的规定。在英美法系，把“采用刑讯手段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比喻成“毒树”，把“收集来的非法证据”比成“毒果”。 在证据学上，英美法系国家对待非法证据的做法一般是砍掉毒树、放弃毒果。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是，对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供认和由此取得的物证、书证是否能采纳为证据却没有规定。而我国从“重实体，轻程序”传统观念出发，明显倾向于放纵毒树、吃掉果实。正是由于我国对毒果的难舍难分，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毒树采取了暖昧态度，使刑讯逼供等“毒树”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状况下“根深叶茂”。
其次，是诉讼模式上原因。鉴于口供的巨大作用，加之其他因素(如一些侦查人员的素质较低、侦查技术的相对落后)的影响，我国长期采用“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案件成败往往过分依赖于口供这个“证据之王”，当不能通过常规手段获取口供时，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就成为获取口供的“杀手锏”。封建社会司法断案采用的原始野蛮的方法和手段在一些人思想意识上的残留也导致了刑讯逼供的产生。在封建专制的社会里，掌权者将刑讯逼供奉为审案断狱的法宝。他们认为，获取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就可以定案。客观证据只是作为对口供证据的印证和补充。把罪与非罪，定在是否有口供上。为了取得口供，不惜动用刑具，摧残被告人的肉体。也就是说罪与非罪，是靠被告人肉体在承受刑具所带来的皮肉、筋骨痛苦的程度上所决定。这样断案定罪的话，有罪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而有可能无辜者被冤枉。历史上的和现实中造成的冤案不乏其例。
（二）、刑讯逼供遏止对策
刑讯逼供的危害显而易见。刑讯逼供容易酿成冤假错案，造成疑案、积案；严重侵犯了被追诉者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损害司法机关的执法形象，破坏国家的法治基础。防治、遏止刑讯逼供的对策应当针对刑讯产生的原因来“对症下药”。鉴于上面提到了几点刑讯产生原因，我个人认为：
首先，应当从立法上根除刑讯逼供产生的“合法外衣”，即取消“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这一违反诉讼法理的规定。取消刑诉第93条规定使刑讯逼供丧失最后的法律依仗，并以法律的形式约束司法人员的非法行为，以此为依据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进而最终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人格权利保护的实现。同时也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口供与定案失去了必然联系，逼取口供也失去了动力和条件。
其次，完善我国证据立法，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想否定一项诉讼行为，最有效的莫过于宣告其失效，而要想制止非法取证行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宣告违法取得的证据不具有可采性。因此，从法律上坚决排除刑讯逼供获得的言词证据，对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也应当从法律上坚决予以排除。这样一来就砍掉“毒树”，并拒绝食用“毒果”，从根本上消除滋生“毒树”的土壤。
最后，应当加强司法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从观念上要转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是罪犯的观念，做好司法工作人员培训工作，把好入口关，提高其业务素质和政策水平。
当然，也应当赋予律师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到场的权利。律师在场会使侦查人员有所顾忌，更能注意依法办案。在询问过程中，全程录音录像的方法也是有效遏止的途径之一。
刑讯逼供，由来已久，积习较深，要想纠正和制止这一历史沉积下来的顽症，从根本上杜绝刑讯逼供的发生，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不懈努力。相信随着我国社会政治、文化和法制的不断发展，人权观念的逐步增强和刑事司法水平的日益提高，刑讯逼供这一长期困扰着我国刑事诉讼的顽症必将得到改善和遏止。
（三）“杜培武”案反映的我国刑诉程序上的不足
“杜培武”一案之所以这么被关注，这么多地被研究刑事诉讼的学者提及，不是因为杜培武本身是警察，两名被害人也是警察，而是因为此案所显露地我国刑诉程序上的问题值得令人深思。
杜培武之所以被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关键原因在于司法程序对口供证据的允许和认可。从刑事诉讼整个制度设计看，在侦查阶段，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口号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完全否定，这是一种允许从口供中取证的司法程序，鼓励办案人员从口供中寻求破案的线索，形成了从口供中破案最简单最有效的习惯性做法。办案人员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想方设法掏取口供。在缺乏严格的法律规范和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在一定的功利心理的驱使下，侦查人员滥用权力的刑讯逼供自然不可避免。在诉讼阶段，口供证据能在法庭上不经过质证而轻易得到确认。作为国家机关，公诉方提供的证据似乎具有不容怀疑的证明效力，检察机关在法庭审理结束后的3天内，要将全部案卷材料移送法院，公诉方提供的证据意见对法院判案无疑有着压倒优势的影响，往往成为判决的重要依据。同时，法律对警察是否应当出庭接受质证并无明确规定，故警察习惯于只提供书面证据而不出庭作证和接受质证，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逼供和假证。
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的行为屡见不鲜;而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害人及其辩护人也越来越多地辩称其口供系通过刑讯逼供、威胁、欺骗、引诱等非法方法所获得的。在杜培武案的庭审中，在强烈的求生欲望驱使下，杜培武不顾一切地高声申辩：“我没有杀人!我受到了严刑逼供!” 由于我国法律对被告人当庭翻供之后程序如何进行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司法实践中做法是要么置被告人的翻供不理不睬，要么斥责被告人无理狡辩、态度不老实；而公诉人为避免尴尬也往往不愿就非法证据承担举证责任。这样被告人的翻供通常无法得到证明，造成了一定的冤家错案。笔者认为，在被告人当庭翻供之后诉讼程序应当如何进行，这在我国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应当从有利于对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和防止使被告人陷入自证其罪的不利地位的角度出发，被告人对程序的进行应当有权施加一定的影响。在被告人翻供之后，审判人员应当对被告人的翻供进行必要审查，如果使其产生了对庭前供述的合理怀疑时，法庭应当宣布体庭，并对该供述作进一步的审查。
杜培武本人受到刑讯逼供的事实，反映了在刑诉司法实践中“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并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贯彻执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是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在我国刑事法律中的体现。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说明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但在现实司法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公安司法人员头脑中尚存有罪推定之余毒。他们对犯罪嫌疑人先入为主，信奉罪从供出，对被讯问人滥施刑讯毒刑，严重侵害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在法院最后定案量刑上来看，二审法院最终判处杜培武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杜培武一案中，控方所提供的证据未能充分证明被告人所犯罪行。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对存疑案件的矛盾态度，既知道现有证据不足以坐实罪名，又不甘心作出无罪判决，就以留有余地的判决来处理。这样的做法事实上是一种“疑罪从轻”的行为，违反了刑诉所规定“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
司法制度的功能不在于平反多少冤狱，而在于宁纵不枉，尽量防止悲剧的发生，避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获得了迟到的平反却欲哭无泪的杜培武。笔者衷心期望在司法实践中能使无罪推定原则真正得以贯彻，无疑这是有着类似杜培武遭遇者的护身符，只要无罪推定原则早日在司法实践中扎根，那么离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不远了。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河南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



(1997年5月23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5年1月14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南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广播电视管理，发展和繁荣广播电视事业，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广播电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广播电视事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宣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一切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质、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知识，弘扬优秀文化，丰富和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把广播电视事业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根据需要和财力逐步增加财政投入。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对贫困地区广播电视事业应当给予扶持。

第五条　省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主管全省的广播电视活动，市、县(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广播电视活动，并接受上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第六条　各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的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组织实施广播电视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制定和实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规划和管理制度；

(三)领导所属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广播电视站，并对播出节目实行审查监督；

(四)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广播电视站、广播电视网、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影视制作经营机构和广播电视节目依照职权实行行业归口管理；

(五)承办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授权管理的其他事项。

第七条　无线电管理、国家安全、公安、工商、财政、物价、教育、文化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广播电视活动的管理。

第八条　广播电视工作人员应当努力提高政治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遵守职业道德，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

第二章　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广播电视站

第九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是指采编、制作并播放广播、电视节目的机构。包括无线广播电台、无线电视台、有线电视台。

有线广播电视站是指接收、传送广播电台、电视台节目并可自办广播节目的机构。

第十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由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开办。

省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可以申请开办教育电视台。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开办广播电台、电视台。

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团体可以按规定申请开办非行政区域性有线广播电视站。

第十一条　开办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具备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规定的条件。

第十二条　　开办广播电台、电视台由当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报同级人民政府同意，按照规定的程序报批。

开办教育电视台、教育收转台，应当按照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联合颁发的有关规定审批。

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团体申请开办非行政区域性有线广播电视站，经当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核，报省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

开办乡镇有线广播电视站，应当经县(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核，报省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

第十三条　经批准开办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建设规定和广播电视技术标准进行建设，工程竣工经建设行政部门和广播电视行政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十四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增加节目套数或开办专业频率、频道，应当按照开办广播电台、电视台的程序报批。

　　第十五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广播电视站不得转让、出租频率、频道和播出时段，不得擅自变更台名、台标。确需变更台名、台标的，按照规定的程序报批。

第十六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广播电视站终止，应当按原审批程序报批，其许可证由原审批部门收回。

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广播电视站不得中断播出，确因特殊情况需暂时停止播出的，须经省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同意。未经批准连续停止播出超过三十天的，视为终止，应按前款规定办理有关终止手续。

第三章　广播电视网

第十七条　广播电视网是传送广播电视信号到用户的网络，包括广播电视发射台、转播台、差转台、广播电视卫星、卫星上行站、卫星收转站、微波台、监测台(站)及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等。

第十八条　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应当按照现代化、高标准的要求，提高广播电视覆盖率，加强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第十九条　设立广播电视发射台、转播通、差转台、微波台(站)应当遵守国家无线电管理的规定，并按照国务院无线电管理部门和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规定的程序领取无线电台执照。

第二十条　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和频道，应当由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指配，按规定领取广播电视频率、频道执照，并按照核准的内容发射、转播广播电视节目。

　　第二十一条　广播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的发射功率、天线高度、天线程式、台址等技术参数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二十二条　行政区域性有线广播电视网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开办。企事业单位设立的有线电视台(站)，应统一进入行政区域的有线网。

第二十三条　广播电视网的建设应当纳入城市和乡村建设规划。

广播电视网的工程建设和使用的技术设备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其设计、施工、安装等技术方案应当经上一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

广播电视网工程施工安装完毕，由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按规定组织验收。工程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二十四条　利用外资建设广播电视网应当按规定程序报批。

第二十五条　安装和使用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应当向省广播电视行政部门领取许可证。进口境外卫星电视节目解码器、解压器以及其他境外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的，须经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查同意。

第二十六条　农村广播电视覆盖网络的建设由县、乡、村三级负责，采取卫星接收、无线转播、有线广播、有线电视等多种技术手段，逐步扩大农村广播电视覆盖面。

　第二十七条　有线电视台、有线广播电视站，应当按照省财政、物价部门核定的标准向用户收取费用，用于事业发展。

有线电视台、有线广播电视站应当保证服务质量，接受社会监督。

第四章　广播电视节目

第二十八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广播电视站应当按照批准的办台宗旨和节目设置范围开办节目。播放节目应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提高节目质量，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第二十九条　广播电视节目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一)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二)危害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

(三)煽动民族分裂，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破坏民族团结的；

(四)泄露国家秘密的；

(五)侮辱或者诽谤他人的；

(六)宣扬淫秽、封建迷信或者渲染暴力，危害社会公德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七)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第三十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对其播放的节目进行播前审查、重播重审。

第三十一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按照节目预告播放广播电视节目。确需更换或延迟原定节目的，应当预告。

第三十二条　采编制作广播电视新闻节目，应当真实、客观、公正，禁止采编和播放虚假新闻和有偿新闻。

第三十三条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的设立和电视剧的制作实行许可证制度。

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须经省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

中外合作制作电视剧及其他广播电视节目，应当按国家规定报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

第三十四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广播电视站应当使用规范化的语言文字和国家法定计量标准。

第三十五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境外广播电视节目须按照国家规定报批。电视台播放的境外影视剧不得超过规定的比例。

省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应按照国家规定，加强对播出的影视剧、综艺节目供片渠道的管理。

第三十六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广播电视站应当按照规定完整地转播中央和省广播电台、电视台的第一套节目。

第三十七条　电视台不得播放未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的电视节目。

第三十八条　广播电视发射台、转播台、差转台、收转台必须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节目内容完整地发射、转播广播电视节目，不得开办自办节目和播放广告。

第三十九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广告节目应当遵守广告法律、法规，不得播放含有虚假内容误导消费者的广告，不得以新闻报道形式发布广告，不得在电视画面上叠加字幕广告，不得超出国家规定的广告播出时间比例。

第四十条　教育电视台应当按照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联合颁发的有关规定播放教学节目。

第五章　广播电视保护

第四十一条　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有权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各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公安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对广播电视设施的保护，确保广播电视设施安全。

第四十二条　因工程建设需要搬迁、拆除广播电视设施时，应当向当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并经原审批机关同意，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按规定补偿。

第四十三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干扰、妨害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射、传送、接收和监测活动。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频道和擅自截留、接传、解扰广播电视信号。

第四十四条　广播电视工作人员依法从事广播电视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和阻碍。

第四十五条　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应当加强行政执法，建立健全稽查制度，保证广播电视活动依法进行。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批准开办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广播电视站的，由省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责令其停止播出，没收设备，并视情节轻重处以其投资总额一至二倍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视情节轻重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证照。

(一)未经批准增加节目套数或开办专业频率、频道的；

(二)出租、转让本条例规定的证照的；

(三)出租、转让频率、频道或者播出时段的；

(四)擅自变更台名、台标的；

(五)擅自变更发射功率、天线高度、天线程式、台址等技术参数的。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辖市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视情节轻重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和其单位负责人由上级主管部门或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一)播出广播电视节目有禁放内容的；

(二)未按规定转播广播电视节目的；

(三)擅自播放境外广播电视节目或超出规定比例的；

(四)播放未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或电视剧许可证所制作的广播电视节目、电视剧的；

(五)制作和播放虚假新闻和有偿新闻的；

(六)违反规定在电视画面上叠加字幕广告的；

(七)违反规定开办自办节目的。

第四十九条　对危害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广播电视站安全播出或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由县(市)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造成损失的，赔偿损失，并视情节轻重处以当事人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对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频道，擅自截留、接传、解扰广播电视信号的单位和个人，由县(市)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视情节轻重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广播电视网工程未经验收合格投入使用的，由县(市)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其警告，可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二条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拖延或者拒绝交纳收视维护费用的，由县(市)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补交。逾期不交的，可停止向其传送信号，并按照规定追缴收视维护费。

有线电视台、有线广播电视站违反本条例规定给用户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第五十四条　在广播电视活动中，违反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由有关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依法予以处理。

第五十五条　广播电视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主管部门或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六条　当事人对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依照本条例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对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公共场所大型电视播放设施由县(市)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实行行业管理。

第五十八条　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对广播电视网的行业管理，不包括邮电部门管理的公用通信网。

广播电视网的建设涉及公用通信网的，由省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与省邮电管理部门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协商解决。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自1997年7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