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序 正 义 的 人 性 与 理 性
——从“李，杜” 案看无罪推定

内容提要：目前，我国的法制发展与进化，日趋的人性化，合理化，然而这种发展与进化，特别是在执行方面，对于程序正义的范畴，显得异常薄弱，而由此产生的问题，使得正义的天平产生了倾斜，法律之产生基于人性，其更应当为人性服务，掺入了理性因素之后的人性，应当是摈除了自然野性之后的人性，以此人性所产生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应当符合社会发展社会发展之现状，然而法律的建立与执行不能简单的率性而为，人性中即使已掺入理性之因素，但依然需要规制，否则正义将再无存在之必要。
关键字：程序正义、人性、理性、无罪推定


引 言

最近，被媒体炒作的火热的有关“李明久，杜培武”的冤案，笔者以为，绝非偶然性的突发事件，其在中国的法制史上也并非鲜见的特例。其之所以被媒体所关注，不过是因为其影响较为恶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罢了。现在，虽然“李、杜”二人已沉冤得雪，但从中所体现出的问题却不容忽视。今日“李、杜”之案因得雪而被暴光，那还有多少个“李、杜”之冤案因未“雪”而未被世人所知呢？中国十三亿泱泱大国，还会有多少人被冤，锋利而高悬的法律之剑，为罪人而设，却又会划伤多少无辜而善良的人。由此类案件所见之“无罪推定”问题，亟待解决，已不容拖延，否则法律之失衡，不会久矣。



法律存在之目的，无论从其订立乃致执行而言，笔者以为，首先在于人性；法的价值不是人受制于法律，而是以人作为法律的本体而存在，法律无论其内容抑或其目的，都必须符合人的需要。笔者所提及之人性，是指民众在对待事物或事件时产生的一种普遍态度及心理，这种人性以善良的常态出现，法律的建立与执行，首先当基于人性；以其为基础。法律以惩戒为手段，保护社会及民众的合法权利，由轻重而分，首先在于保护，惩戒无非是为了实现“保护”这一职能的工具。法律存立之威，不应以重惩而立；而在于其是否其是否可以完成“保护”之职能。然而人性并无固定之模式，人性虽本善良，但也不可排除其转恶的可能。人类之行为基于人性而生，而对于规制人类行为之法律，若不掺入理性之因素，则无法实现惩戒之手段，而法律本身亦将无存在之意义，其蕴涵之正义亦将当然无存。法律本身就是人类的人性与理性的结合物，其在程序正义中更能体现出来。

法律程序之存在，并非能省则省的繁文缛节，也并非仅仅为了显示法律的威慑力或者尊严之类。起存在是为了显示法律的正义与公平，保证正义的合理实施，法律作为社会的最终的裁判手段，是社会理性的最后防线，其所给予的裁判必须公正，此公正来源于谨慎小心的诉讼程序及准确无误的证据证明。特别是在刑法的范畴之中，其判决直接关系到他人的自由权甚至是生命权，公正则显得更为的不容马虎。刑法存在之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统治秩序的良好运行，其实现手段是通过强制性的暴力手段对于违反者进行镇压。在资本主义革命之前，漫长的封建王权社会中，是以“有罪推定”为主要的裁判模式，即无法证明无罪即为有罪。这种罪证推定模式产生的原因有三种；
① “先入为主”的观念；由于古之法律未尽完善，在程序方面更是潦草，因此对于案件的审理裁判者的主观因素较强，对于嫌疑犯，往往就是“先入为主”
的认为其是罪犯。
② 搜证举证中所产生的困难；因为不具备适应诉讼举证所需要的搜证设备，对于执法机关而言，有罪推定执行起来比无罪推定要简单的多。因此，本来应当属于执法机关的“搜证举证”义务便被强加到了被控诉者的头上，使其立于更不利的位置。
③ 法官的地位；在古代，一场诉讼从“起诉”到“裁判”到“执行”，都是由唯一的机关进行的，其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衙门”。在面对刑案的时候，一旦被证明有罪，犯罪嫌疑人即使是真清白亦很难脱身，因为在这场诉讼之中“公诉人”即是“裁判者”，即便是刑事案件中的自诉案件，担负举证任务及裁判义务的亦是同一人。有罪或者无罪仅仅凭这唯一的“衙门”进行，甚至可以说仅仅有衙门的长官来决定，不能说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裁判结果就一定是不公正的，但是，由于赋予了这种长官（这是一种具有综合性对于国家或者地方进行管理的长官，因为其所辖职权之广，因此暂时将其成为长官）司法职权中的双重身份，即集裁判者及公诉人的身份于一身，同时其自由裁量权又很大。公正的审判仅仅能依靠的只有这种长官对于公正的了解及其自身的素质修养。同时根本不存在同级或者由下对上的司法监督机制，所有的仅仅只是上下级间的一些监督而已，况且这种监督在古代信息与交通异常不发达的情况下，往往缺乏时效性，由此而产生的结果便是司法实效的大打折扣。这也才会使得在那个时代会出现“青天”之类的称呼，正是这种长官的个人因素在司法程序中产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法律的公正性是由人的行为表现出来，但是这种由一个人所来演示的法律，其公正性令人难以完全信服。事实上在整个古代，法律所要代表的也从来只是王权与专政，其所要显示的公正只不过是政治的附属品而已。封建王权时代的中国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张上的公正法制，而用于规制人们行为的规则甚至不能被称为现代意义上的那种法律，只能是“法”或者“律”而已。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人权”思想鼎沸，被等级思想压迫了上千年的人们开始反思自身的生存价值，并期待建立一种合理的法律来保护其人身及财产的安全，意大利刑法学界的先驱贝卡里亚在其所著的《犯罪与刑法》一书中最早提出了“无罪推定”原则的概念，既在没有作出判决以前，任何人都不可能是罪犯。这一原则似的实施给予了犯罪嫌疑人很大的权利，其不仅使得犯罪嫌疑人免除了举证或者是搜证证明其无罪的义务，而且在被定罪之前，其是无罪的，并且同其他人一样享受一切之公民权利，而绝不因为其受到了怀疑而导致歧视。
“无罪推定”原则其意义不是简单的将司法中对于嫌疑犯的态度合理化，也不仅仅是简单的高举“人权”旗帜的宣传，更是其阐述了程序正义中的“人性”
与“理性”。
“人类选择了法律，便崇尚法律”然而“无生命的法律在绝对意义上应当俯首听命于人类”，法律其本身作为规范人类行为之框架，这种框架并非一尘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的需求进行变动。而支持这种需求变动的，则是人性的变动。“无罪推定”原则应人权的兴起而开始逐渐为人们所发现并及运用，亦可称之为随人性的变动而变动。应封建帝王统治集权之需要，一直被推行着的“有罪”论并不需要将之完全的否定，其之所以能够存在如此之久，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所产生的原因与客观世界中的很多的事物或者关系根源产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实也正是这种关系使得原有的“有罪推定” 原则向“无罪推定”原则进行转变。无论是古代所实施的“有罪推定” 原则还是适合于现代人权至上的“无罪推定”原则，都是应人类发展之所需而产生的。同时，从其产生的原因出发，还在于人们对于正义的理解方式及理解程度，从历史上来看，几乎所有的人类文明鼻祖中的智者们，都会认真的去考虑过有关于法律或者正义的真正意义所在，由于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同及主观方面的智识、，理解程度及阶级立场的不同，其所产生的对于法律、正义及一系列相关的概念的理解及定义也会不同，而由此所产生的是对于公正的判决分歧，甚至有时这种分歧是水火不容的。这将引起的不仅仅是观点的冲突，更多的是社会意识形态及民族习惯的冲突。正义总是相对而言的，没有绝对的正义，也没有绝对的不正义，人们总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去学着适应社会，然后再尝试着去改进它，使他变得更为的合理，这种改变的方式不全是创新的某种新的方法，而往往是在民族的交融中互相学习而来的，其中也包括某些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理念以及对于主观世界修改过的智识的改变，比如对于正义及法律的认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思想，一提到“主持正义”，就会使人们不禁的想到“锄暴安良、铲除邪恶”等词句。这产生于人们的传统的习惯性思维定式，要正义，便要除邪恶。而由此思想所导致的便是“正义”与“除暴”的概念混同。刑法作为我国打击犯罪的重要工具。充斥着暴力镇压的气息，然而在这种暴力的气息中蕴涵的应当是其对于其保护下的生命财产权利及利益的温和的善意。也正是因为其人性化的存在，才导致了对于违法行为的暴力压制，从而产生一个保护正当权利的效果。可是，就目前中国法制社会之现状，无论是执法者或者是广大的民众，都是似乎仅仅只是注意其惩罚之手段，而未注意到其是以“保护”作为前提职能而存在的。对于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只是关心是否已将“恶”绳之以法，至于“恶”是否为“恶”，“恶”到什么程度，是否当为其刑，就被淡化了。而正如此次的“李、杜”案件，便是部分执法人员此种心理状态的不良后果。当然，这也与我国的监察制度的不合理及不健全有不可避免的的联系。笔者认为，其实对于“无罪推定”在我国已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了。相关的条文都已在法律中体现出来。其之所以未能在法律执行中被很好的体现出来，是因为人们，特别是一些执法人员对于此项有关规定的单薄，甚至是对于整个程序正义的意识单薄。这所涉及到的是很多人对于法律与正义的理解，是有关于法律的意识问题，而由此造成的是类似于“李、杜”冤案。

关于“无罪推定”原则被执行后所产生的结果，众多的法学家都会有过精辟的阐述，笔者仅仅想要说的是，公民虽然有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义务，但是其绝对没有被怀疑的义务，任何公民在其未被判决之前都是与其他公民地位平等的公民。其神圣权利不可侵犯！对于案件的处理，不要因为一个“限时破案”
或者“群众压力”大就忽视当保护之权利。导致程序上的遗漏或者偏差，由此而将导致整个正义天平的倾覆，任何冤案的造成都将使法律的公平与公正，消失的无影无踪。“无罪推定”原则的实行，的确给国家治安机关的打击犯罪带来了很多的障碍。但是法律不是为惩罚犯罪而设立的，而是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措施。法律毕竟是由人来制定的，而并非自然形成的规律，其并不能百分之百的代表正义，这也就是要求办案的人员在执行的时候要格外的谨慎与细致“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 …它的命令与禁令一直影响着善良的人们，尽管其对恶人无甚作用”罗马法学家用此语推断自然法与理性的相融，而笔者以为此语更印证了人性在法律中的存在。理性存在的本身就在于规避人性中的不善之处，然而由于法律的存在，更多的人变得善良，而这种善良正是人区别于兽的特性。这便也是具有社会意识形态之后所产生的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已掺入了理性的成分。

笔者今日之言，以一管而窥全豹，以“无罪推定”而见“程序正义”。中国法制之现状，不是单纯的立法或者执法的问题了，而是很大部分的执法人员和广大民众对于法律及正义的理解问题。人们对于问题的理解与解决不外乎理性及人性（感性）的思考，对于正义的判断亦是如此。如何改变人们对于正义的认识，确保权利的主张，是有待于深刻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①葛洪义，《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②谢佑平，《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研究》，法律出版社

③谭世贵，《刑事诉讼原理与改革》，法律出版社

④[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



(1997年12月19日安徽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根据2004年6月26日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安徽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2006年月1月14日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了促进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现代农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农业机械化，是 指运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装备农业，改善农业生产经营条件，不断提高农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过程。

本条例所称农业机械，是指用于农业生产及其产品初加工等相关农事活动的机械、设备。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机械化工作的领导，把促进农业机械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逐步提高对农业机械化的资金投入，鼓励和扶持农业机械的科学技术研究和新机具、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引导和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使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促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业机械化促进与农业机械管理工作。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引导和扶持乡（镇）建立农业机械服务组织，做好乡（镇）的农业机械推广和服务工作。

工商、质量技术监督、公安、交通、发展改革、财政、科技、价格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相互配合，依法做好有关农业机械化促进工作。

第二章　质量保障

第五条农业机械产品生产者、销售者、维修者应当依法对其生产、销售、维修的农业机械产品质量负责。

农业机械新产品在正式投入生产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进行鉴定;未经鉴定或鉴定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

第六条农业机械生产、维修、作业等应当执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没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省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本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农业机械产品质量、维修质量和作业质量等地方标准。对涉及人身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农业机械产品，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强制执行的技术规范。

第七条农业机械生产者应当按照国家、行业和省规定的标准及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在其生产的农业机械产品上设置必要的安全防护装置、警示标志和中文警示说明。

农业机械销售者应当具备相应的经营条件和从业技术人员，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

农业机械生产者、销售者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承担零配件供应和培训等售后服务责任。

第八条农业机械产品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农业机械生产者、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给农业机械使用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农业机械使用者有权要求农业机械销售者先予赔偿。农业机械销售者赔偿后，属于农业机械生产者责任的，农业机械销售者有权向农业机械生产者追偿。

第九条农业机械维修者应当具备与维修业务相适应的维修设备和检测仪器，配备具有农业机械维修职业技能的技术人员，并取得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后，方可从事农业机械维修活动。

农业机械维修者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农业机械维修技术标准与规范进行维修，并对维修质量负责。维修质量不合格的，维修者应当免费重新修理；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维修者应当依法赔偿。

第十条农业机械作业应当执行国家、行业和省规定的强制性质量标准；国家、行业和省没有规定强制性质量标准的，按照推荐性质量标准和农艺技术要求，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由双方约定。

第十一条因农业机械产品销售、维修、作业质量发生争议的，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申请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组织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置监督信箱，公布监督电话，受理举报或者投诉。

省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农业机械使用者的投诉情况和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组织对在用的特定种类农业机械产品的适用性、安全性、可靠性和售后服务状况进行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

第三章　技术推广与教育培训

第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科研院所和有关企业，按照先进、适用、急需的要求，研究开发节能、环保、安全、低耗的农业机械，推动农业机械科研成果的转化。

对生产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先进科研成果进行技术创新，生产先进适用农业机械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财政支持。

第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经过试验证明具有先进性、适用性的农业机械技术，列入当地农业机械技术推广规划，并组织实施。

推广农业机械技术，应当按照试验、示范、推广的程序进行，并对推广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农业机械的新机具、新技术的推广。农业机械技术推广机构应当为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无偿提供公益性农业机械技术的推广、培训等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农业机械生产者、经营者、农业机械服务组织对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开展示范服务。

第十六条根据农业机械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的委托，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机构可以对农业机械产品进行适用性、安全性和可靠性检测，作出技术评价，并公布检测结果。

第十七条省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本级财政、发展改革部门,根据促进农业结构调整、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推广农业新技术与加快农机具更新的原则，确定、公布省人民政府支持推广的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产品目录，并定期调整。

列入前款目录的产品，应当由农业机械生产者自愿提出申请，并通过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机构进行的先进性、适用性、安全性和可靠性鉴定。

第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引导、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自主购置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其指定的农业机械产品。

第十九条从事农业机械技术培训的学校应当适应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的需要，为农业机械使用、维修、管理等人员提供多种形式的农业机械技术培训。

第二十条从事拖拉机驾驶培训活动的单位，应当具备与其培训活动相适应的场地、设备、人员等条件，并取得省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驾驶培训许可证后，方可开展拖拉机驾驶培训活动。

拖拉机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学员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和驾驶技能的培训，保证培训质量。

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机构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拖拉机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

第四章　社会化服务与扶持措施

第二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扶持农业机械作业联合体、农业机械作业服务协会等农业机械服务组织和农业机械作业经营户，建立和完善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

第二十二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农业机械化信息网络，为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提供农业机械产品供求、作业市场需求、新产品及新技术推广、科研成果和农业机械化管理等信息。

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对农业机械跨行政区域作业实施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提供技术服务，并接受农业机械作业者的咨询和投诉。

公安、交通等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为跨区作业者提供通行便利和服务，维护作业秩序，保障作业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跨行政区域作业的农业机械、运输跨区作业农业机械的车辆，凭省级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跨区作业证免交车辆通行费。

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农业生产的需要，鼓励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使用大中型农业机械，实行连片作业，提高作业质量和效率，降低作业成本，促进规模经营。

省人民政府应当逐年增加农业机械购买补贴专项资金，对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国家和地方政府支持推广的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给予补贴；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安排农业机械购买补贴专项资金。补贴资金应当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

第二十五条从事农业机械生产作业服务的收入，按照国家规定给予税收优惠。

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从事农业机械生产作业使用燃油的，享受国家规定的燃油补贴。

第二十六条除对办理车辆营运证且专门从事经营性运输的拖拉机按规定收取养路费外，对主要从事农田作业和非经营性运输的拖拉机等农业机械免征养路费。

第二十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增加对农村机耕道路建设和维护的投入，改善农业机械化基础设施，为农业机械作业创造条件。

第五章　安全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农机监理机构）具体负责实施本行政区域内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十九条单位和个人购置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应当向住所地的县（市、区）农机监理机构申请登记。除国家规定的工本费外，登记不得收取其他费用。

农机监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登记审查工作，发放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证。对申请材料不全或者其他不符合登记条件的，应当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内容。

第三十条对登记后的联合收割机和上道路行驶的拖拉机，应当按照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对检验合格的，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发给检验合格标志。联合收割机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拖拉机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上道路行驶。

第三十一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

已登记的拖拉机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的，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在报废期满二个月前，通知拖拉机所有人办理注销登记。拖拉机所有人应当及时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公告该拖拉机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

第三十二条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应当悬挂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号牌应当悬挂在机前、机后指定位置并保持清晰、完整。

拖拉机挂车应当喷涂放大的牌号，字样应当端正并保持清晰。

第三十三条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驾驶员应当经农机监理机构考试合格，并领取驾驶证后，方可驾驶。未取得驾驶证或者驾驶证被依法吊销、暂扣期间，不得驾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驾驶证，按照国家规定实行定期审验。

第三十四条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操作人员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农业机械安全操作规程。

任何人不得强迫、指使、纵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操作人员违反安全操作规程，违章作业。

第三十五条对非登记管理的用于耕作、种植、收获、植保等的农业机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操作人员自愿原则，做好有关技术培训服务工作。对脱粒机、粉碎机、插秧机等容易造成人身伤害的农业机械的操作人员，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免费进行安全教育，并实施安全监督管理。

第三十六条农业机械在乡村机耕道路、场院、田间作业、停放时发生事故，农机监理机构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组织处理。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驾驶人员应当立即抢救伤者，保护现场，并迅速报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第三十七条农机监理机构应当按照安全生产、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农业机械安全使用的宣传、教育；在乡村机耕道路、农业机械生产作业等场所开展农业机械安全检查，及时纠正农业机械驾驶、操作违法行为。

农机监理机构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时，应当持有省人民政府统一制发的行政执法证件，文明执法，接受群众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农机监理机构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从事农业机械维修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维修活动，可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驾驶培训许可证擅自从事拖拉机驾驶培训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培训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在道路外使用未登记、未悬挂号牌的拖拉机，以及使用未经登记、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未悬挂号牌、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的联合收割机的，由县级以上农机监理机构责令停止使用，通知当事人补办手续。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未经登记、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或者驾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未悬挂号牌、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通知当事人补办手续。

第四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未取得驾驶证、未参加驾驶证审验或者驾驶证被依法吊销、暂扣期间，在道路外驾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由县级以上农机监理机构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在道路上驾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在道路外驾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驾驶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农机监理机构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未随身携带行驶证、驾驶证驾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责令停止使用，通知当事人提供相应证件；

（二）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有关证件、标志的，收缴伪造、变造的证件、标志，责令停止使用，可并处200元以下罚款；

（三）饮酒或者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操作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责令停止使用至上述状态消除，可并处2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上道路行驶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未随身携带行驶证、驾驶证驾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暂扣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通知当事人提供相应证件。当事人提供相应证件的，应当及时退还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二）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有关证件、标志的，收缴伪造、变造的证件、标志，暂扣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并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补办相应手续的，应当及时退还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三）饮酒或者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暂扣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至上述状态消除，可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农机监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农业机械生产者、销售者对其生产、销售的农业机械产品进行鉴定的；

（二）强迫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其指定的农业机械产品的；

（三）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拖拉机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的；

（四）截留、挪用有关财政补贴资金的；

（五）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发放行驶证、号牌、检验合格标志的；

（六）对不符合驾驶许可条件、未经考试或者考试不合格人员发放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的；

（七）有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行为的。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本条例中的“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

第四十六条本条例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