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合谋操纵的确定，如何认定当事人的合谋操纵的问题。

合谋操纵是指不同的主体共同故意操纵市场。国际证券组织在总结各国证券立法和实践的基础上，在《操纵市场的调查和起诉》中列举了几种典型的操纵市场的行为和手段，包括渲染，洗售，对敲，拉抬，拉高出货，做尾盘，扎空，散步虚假信息等。当不同当事人合谋操纵市场时，以上操纵市场的行为和手段可以为不同的主体之间的合谋操纵行为和手段。当然，在当事人合谋操纵时，可以利用多种手段进行操纵。比如，当事人既可以利用资金的优势，持股的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联合操纵，同时还可以利用约定的交易进行操纵。

（二） 关于因果关系是否是操纵市场行为的构成要件。

各国对于证券市场的操纵行为都没有明确的定义，在判例法国家一般是通过判例的形式给出具体的说明和界定，成文法国家一般采用类型化的界定或者适用概括的方法和从性质上归类来确定。对于操纵行为的构成要件一般有两种做法：一种要求是只要有操纵行为，就可构成操纵市场行为。另一种要求是除了有操纵市场的行为还要有操纵行为造成了一定的结果，即制造该证券交易活跃的假象或者抬高或打压该证券价格，股价的变动只是外在的表现，只有在操纵行为和外在表现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才构成操纵市场行为，即这种行为与结果之间要有因果关系。美国的法律只要有交易就被假定存在因果关系，而在我国一般认为，按照证券法的描述，联合买卖或者连续买卖，对倒，对敲等操纵市场的行为都需要证明操纵行为和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在证券市场中，影响股价和交易量变动的因素是极复杂的，因此不能要求操纵行为与结果之间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而只能是相对的因果关系。在具体的案件中，这种因果关系的界定主要有这两点：一，走势偏离大盘。二，走势与公司的基本面偏离。

（三） 关于新型的证券交易操纵行为的界定问题 （作者：库欢 个人作品请勿复制转载）

新型证券交易的操纵行为主要是指信息优势型市场操纵。

证券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操纵证券市场：

　 　(一)单独或者通过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

　　 (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

　　 (三)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

　 　(四)以其他手段操纵证券市场。 （作者：库欢 个人作品请勿复制转载）

　 　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其第一项就对行为人利用信息优势实施操纵的违法行为做出了禁止性的规定。依据该法的规定，利用信息优势实施操纵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当事人主观上有操纵行为的故意，包括单独于合谋的故意。客观方面，当事人利用信息优势，采取联合或者连续买卖的方式实施违法行为，危害结果则是相关的证券价格被人人为的操纵，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对于一些新的证券操纵行为，如，抢帽子交易操纵，即是指证券公司，证券咨询机构，专业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等，买卖或者持有相关的证券，并对该证券或者其发行人，上市公司做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以便通过期待的市场波动取得经济利益的行为。 （作者：库欢 个人作品请勿复制转载）

在现行的证券法中并没有对这种违法行为作为明确的规定，对于这样的行为只能利用第七十七条的兜底条款加以认定。

证券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以其他的手段操纵证券市场”的兜底条款，这是立法机关为证券执法部门应对新形势下违法违规行为所作出的特别考虑，适应了打击各类层出不穷的新型违法违规行为提供了实际的需要。

投资机构及其相关的工作人员应该恪守行业的自律准则和职业道德，严守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作为上市公司与公众投资者之间的桥梁，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及其相关的工作人员应在向社会荐股或者提供咨询服务之前，建立，健全并完善内部的控制和制约机制，主动的回避影响或者可能影响自身独立或者客观做出荐股或者咨询服务的任何行为，严格的避免任何导致或者可能导致自身利益关联方与社会公众利益相冲突的行为，以诚信的方式行事，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执业，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 （作者：库欢 华中师范大学 硕士 个人作品请勿复制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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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靖/裴悦君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一、问题的提出——资本多数决原则适用引起的争议

［案例］A公司系国内软件行业知名企业，系刘某及其他4名股东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中刘某持有该公司31.92%的股份。2008年6月，A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经表决形成了如下决议：《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名称和住所的议案》，决议公司不再从事现有的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业务，经营范围变更为对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的行为的投资，同时变更公司名称及住所地；《公司章程修正案议案》，决议修改章程内容包括修改公司中英文名称、公司住所地、公司的经营宗旨、经营范围等内容；并决议授权新一届董事会全权处理与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相关的所有及任何事宜。此外，对上述决议投赞成票的其他股东又分别成立了B公司和C公司，经营与A公司产品相关联的业务。对上述决议，刘某均投反对票。刘某认为决议内容违反了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设立宗旨；上述决议是在小股东已经对决议投赞成票的其他股东提起相关损害公司利益诉讼的情况下，其他股东为逃避责任利用控股地位、滥用股东权利所作出的，故诉请判令确认上述决议无效。

该案在裁判时，就有关资本多数决原则的适用存在分歧意见，恰好也体现了审判实务界存在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

观点一：章程中有关各方权利、义务架构的规定应经股东一致同意

此种观点从公司契约理论出发，认为公司设立时股东就相互之间的权利架构所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不仅是公司开展各项活动的依据，也在公司各主体之间建立了合同关系，股东追求投资回报的利益一致性就是各方的合作基础，故合同的变更也应取决于双方新的合意。由此，对公司设立时订立的章程中就各方权利、义务架构的规定，除非经订立时的股东一致同意，否则不发生效力。[2]

但是，何为“有关各方权利、义务架构的规定”？在上述案例的裁判过程中，一种处理意见认为公司章程中所确定的品牌、字号及设立宗旨、主营业务，体现了公司的经营方向及获利模式，涉及到公司重大利益及股东出资目的的实现，章程中对上述事项的约定，是各发起人股东决定共同出资设立公司的合作基础，亦即“有关各方权利、义务的架构”。

结合到该案，虽然上述决议均是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以所持股东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但依据公司法第20条有关“公司股东应当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权益”的规定，对上述决议投赞成票的部分股东未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上述决议中关于同意公司变更名称、经营范围及设立宗旨的内容，实质上损害了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理由具体包括：1.A公司的字号、品牌在同行业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商业价值，其品牌、业界地位、产品效能已被广大用户所认可，上述决议对公司设立宗旨的变更及获利主营业务的放弃无疑会损害公司的经营利益；2.因与A公司进行关联交易及公司重大权益让渡的受益方B、C两公司的投资者系A公司除刘某以外的其他股东，其向股东会提出上述变更事项的议案，并作为股东会上所持多数决通过了变更公司设立宗旨及放弃公司主营业务决议内容的行为，显然违反了公平原则，是对与A公司，亦是对与B、C公司无关的刘某的不公平，损害了异议股东的利益；3.决议内容违反了公司股东利益一致性以及股东之间诚信合作的公司经营原则，由此，通过资本多数决原则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对上述事项的变更和放弃，排斥了对此持有异议的少数股东的合法权益，也严重影响到公司的经营获利，不具法律效力。

观点二：股东会有权以资本多数决原则修改章程

这种观点同样从公司契约理论出发，但却得出了相反结论。此种观点认为，股东在设立公司签署章程时对资本多数决原则的接受，表明股东已经自愿接受了在未来的公司经营过程中因资本多数决给自己带来的有利或不利的后果，即使未来在某一具体事项的决议中股东由此遭受了不利，但仍然在其概括的意思范围内，最终没有违反意思自治原则。[3]即股东在股东会决议过程中不论是赞成或反对，一旦决议经多数决原则作出，全体股东即应受此约束。

上述案例在裁判中的另一种处理意见就类似于上述观点，它认为在A公司创设初期，全体股东对公司的设立宗旨、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投资方向及投资计划等内容达成了一致，亦对未来公司内部治理过程中应遵循资本多数决原则达成了一致，最终体现在了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公司章程中。上述股东会决议中变更公司名称、经营范围及设立宗旨内容本身并未违反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定，不属于决议内容本身违法违规的法定无效的情形；且该决议的作出是持有公司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的自由意思表示，是A公司股东在产生矛盾时依据股东资本多数决原则对公司经营方向的一种商业性判断和选择，符合公司法内部治理结构中的基本原则——资本多数决原则，法院应当充分尊重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尊重公司章程在公司内部运作中作为自治规则的作用，故上述经合法程序产生的股东大会决议一经做出，就应得以落实。

审理上述案件的一、二审法院分别依据上述两种观点对案件进行了裁判。此时，审判实践给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若多数股东恣意发挥资本多数决原则的作用，却遭到少数股东反对时，资本多数决原则适用的边界在哪里？如何确定司法介入以救济资本多数决原则对少数股东利益损害的临界点和判断标准？

二、问题的展开——公司资本多数决原则规制的必要性

资本多数决原则作为公司法和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和常态，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它在公司法中的地位都是不可动摇的。一方面，多数股东通过股东会、董事会贯彻自己对公司经营的意志，在公司决策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符合经济学成本投入与产出理论，亦符合民法中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另一方面，资本多数决原则对于维护公司的独立人格和提高公司决策效率亦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公司成长、发展。但如同任何事物均兼具两面性一样，资本多数决原则在实践中引起的争议正是因其自身弊端所致。

（一）资本多数决原则自身的弊端

资本多数决原则以“一股一权”为基础，以维护股东平等为宗旨，因而股东会实行以持有多数表决权股份股东的意志作出决议的原则才具有科学性。[4]然而，若想通过此种程序来实现股东之间的实质公平却是不可能的。正如加拿大学者布莱恩·R·柴芬斯指出的：“根据资本多数决原则，尽管每张股票都提供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可能是公司组织原则的重要假设，立法者通过使用促进平等待遇的规范可以获得理想的政策结果，但是股份之间的平等其本身不应该是目的，股东之间的实质平等才是最终目的。”[5]可见，资本多数决原则若不受任何限制，将有可能造成股东之间实质不平等的结果，这就需要依靠法律矫正资本多数决原则可能出现的不当结果。

（二）资本多数决原则存在被滥用的危险

公司资本多数决原则有效运行的前提是股东间（尤其是控股股东与少数股东间）利益同质、股东与公司间利益同质。[6]正如德国1884年《股份公司法》的理由书所阐述的那样，“原则上，股东在参加股东大会投票时会增进公司利益。因为公司利益与股东利益是一致的。这样，由控股股东决定的事情一般能最恰当地增进公司利益”，[7]即少数股东在加入公司时之所以接受资本多数决原则，是建立在多数股东的利益与公司利益一致的前提下的，也是建立在多数股东作出决议是为了公司利益的基础上的。[8]但这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正如本文所举案例，现实中两者之间经常处于冲突之中，一旦多数股东将不合法、不合理、侵害少数股东利益甚至公司利益的意志上升为公司意志，少数股东依其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将变得毫无意义，资本多数决原则的基础将不复存在，由此需要对资本多数决原则作出矫正，以促使多数股东出于善意并符合公司长远利益地行使表决权，使其能回到正常的运行轨道。

（三）资本多数决原则适用产生的纠纷逐渐成为公司诉讼的主要类型

笔者对审判实践中的公司诉讼进行调研后，发现因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矛盾产生的纠纷，已成为公司诉讼案件的主要类型，即纠纷更多地发生在公司内部各主体之间，各主体之间矛盾的起因、诉讼的目的，更多地指向争议双方对公司控制经营权及公司利益的争夺。而且，这些纠纷多发于享有较好商誉、经济效益，且有发展前景的企业中。股东因长期存在矛盾，导致股东之间合作不能，往往引发多个甚至一系列诸如股东知情权纠纷，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或撤销股东会决议纠纷，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赔偿纠纷，公司财产返还诉讼，请求解散公司诉讼等。由此，对多数决原则的适用规制已成为人民法院化解纠纷、平息社会矛盾所必要。

三、资本多数决原则适用规制的实证分析

如上所述，资本多数决原则固有的弊端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类纠纷，需要审判实践对资本多数决原则的适用进行必要规制。在坚持资本多数决原则的前提下，此种规制体现为对资本多数决原则的矫正和补充，即寻求资本多数决原则的维护与少数股东利益保护之间的平衡点。为实现这一目的，应明确以下问题：第一，资本多数决原则适用的范围问题；第二，在资本多数决原则适用的范围内，适用资本多数决原则的限度并确定资本多数决原则被滥用的判断标准。

（一）通过对股东权性质的区分与归类，以划分资本多数决原则无权处分的范围

1.股东权中的固有权

这类权利指的是股东权固有的，[9]不可因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的合意，更不可基于资本多数决原则加以改变的权利——公司治理中实现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的权利和涉他性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