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办法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办法（NO：SC102141）
2006年5月26日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四川省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省文物保护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各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公安、国土资源、建设、交通、水利、工商、旅游、宗教、规划等部门和海关，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法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各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和教育、科技、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当做好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公民的文物保护意识。
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加。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截留、挪用文物保护经费。
第四条 国家所有的文物，由保管或者使用该文物的单位承担保护责任。
不得将国有博物馆、纪念馆和文物收藏单位作为企业资产经营。不得擅自改变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体制和用途。
集体、个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祖传文物以及其他依法取得的文物，由所有人、使用人承担保护责任。
第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扶持和发展博物馆事业，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设立博物馆。
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省行政区域内博物馆设立的审核工作。
第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制定和实施重大文物安全事故的防范和应急预案，建立定期检查、定期报告制度和文物安全责任制度，及时消除文物安全隐患，避免重大文物安全事故的发生。
各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辖区内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馆藏文物的级别，负责制定并落实相应的安全措施，防止人为和自然破坏，确保文物安全。
文物展出，展出单位应当根据展出文物的级别制定并落实安全措施。
第七条 下列情形属于重大文物安全事故：
（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发生文物被盗、火灾，或者因人为破坏致使文物损坏的；
（二）文物收藏单位发生珍贵文物或者多件一般文物被盗、损毁、流失的；
（三）考古工地发生文物被盗、损毁、流失的；
（四）建设工程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发现文物后，不及时报告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致使文物遭到严重破坏，或者文物被哄抢、私分、藏匿，造成文物损失的；
（五）擅自进行考古勘探、发掘，或者虽经批准却不按规定进行考古勘探、发掘，对古遗址、古墓葬造成破坏或者文物流失的。
第八条 重大文物安全事故发生后，当地人民政府应当按照重大文物安全事故防范和应急预案，组织有关部门立即实施抢救工作，并按照规定的时限和程序上报，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延迟报告。
第九条 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在市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中，选择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或者直接将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报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国务院备案。
第十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应当纳入当地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城乡建设发展规划，并与相关的环境治理、土地利用等专业规划相衔接。
第十一条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在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导下，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由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评审，经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由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在省或者市、州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由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评审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市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措施，由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组织制定。
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进行调整或者修改的，按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命名后，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在2年内组织编制保护规划。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的保护规划应当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
在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的保护规划区域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其形式、风格、高度、体量、色调等应当与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的历史风貌相协调。
第十三条 历史文化街区、村镇，未按规划保护，其布局、环境、历史风貌遭到严重破坏，丧失原评定条件的，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省人民政府核准，撤销其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的称号，并予以公告。撤销历史文化名城称号的，按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省级、市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由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划定，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设置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负责管理。市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记录档案，报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省级、市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分别由省、市、县人民政府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划定并公布。
第十五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自依法公布之日起1年内，由当地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设置标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损毁标识。
第十六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严禁存放易燃、易爆、易腐蚀物品。
第十七条 经批准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修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其形式、风格、高度、体量、色调等应当与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相协调。已有的危害文物保护单位安全、破坏文物保护单位历史风貌的建筑物、构筑物，应予以改造或者拆除。
文物保护单位不具备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的，不得向社会开放。
第十八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抢险加固工程、修缮工程、保护性设施建设工程、迁移工程，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并依法实行招投标和工程监理。
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应当按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方案进行。如需变更已批准的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方案，应当征得原设计单位同意，报原审批单位批准。
文物保护工程竣工后，由工程设计方案的审批单位组织验收。
第十九条 尚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需迁移、拆除的，应当报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批准前应当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对其进行测绘、登记、拍摄，制作档案。
第二十条 宗教活动场所内的文物保护单位，由管理使用该场所的宗教组织负责依法对其进行修缮、保养和安全管理，并接受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 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必须由考古发掘单位提出书面申请，经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二条 在下列区域内进行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取得项目选址意见书后，应当报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一）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规划范围内；
（二）已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纪念建筑等历史文化遗迹；
（三）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可能埋藏文物的区域。
在成都市行政区域内进行的建设工程的考古调查、勘探，按照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成都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自受理考古调查、勘探申请之日起40个工作日内，应当组织完成考古调查、勘探，做出考古调查、勘探结果意见书，并送达建设单位。经考古调查、勘探确认有文物埋藏，需要进行考古发掘的，由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发掘。
在工程建设中发现古遗址、古墓葬，需要进行考古发掘的，建设单位应当允许施工单位顺延工期。经考古调查、勘探、发掘，需要进行原址保护的，建设单位应当避开原址或者另行选址。
第二十四条 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所需费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预算的定额标准按国家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涉案文物、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收藏的文物和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由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鉴定。
拍卖的文物拍卖前由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审核。
第二十六条 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应当建立严格的文物库房管理制度，馆藏文物必须由2名以上保管人员共同保管。
国有文物收藏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离任、文物库房保管人员工作变动时，应当按照馆藏文物档案办理馆藏文物移交手续，并经主管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确认。
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应当每年对收藏的文物组织清点，并将清点情况逐级报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七条有文物保护单位的风景名胜区、公园、旅游景区等的管理单位，对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保养所必需的经费应予保障。
第二十八条 为制作音像制品等出版物，拍摄省级及其以下文物保护单位、馆藏二级文物和馆藏三级文物的，应当将拍摄计划报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向文物管理单位支付费用。拍摄文物时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文物安全。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的，或者行政机关不履行文物保护和管理职责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
第三十条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发生本实施办法第七条 所列重大文物安全事故的，以及违反本实施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实施办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擅自移动、损毁标识的，由文物所在单位要求其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实施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造成安全事故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实施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拍摄文物保护单位或者馆藏文物，或者对其造成损坏的，由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赔偿损失，并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五条 本实施办法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1982年12月23日四川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四川省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6·26国际禁毒日 记者律师谈贩毒
主持人： 6·26国际禁毒日快到了，今天华西都市报记者王仁刚和天府早报记者周海波特邀请四川著名刑事辩护律师冯明超，谈谈你就贩毒刑事司法中存在难点疑点，以及如何打击贩毒等问题进行座谈。
冯: 谢谢大家。主持人好！法学院的同学们好！
周: 据我所知，你到过许多高级人民法院为毒贩和贪污受贿的官员进行过死刑辩护。
冯: 是的。
王: 贪官都恨，你怕老百姓骂你吗？
冯: 律师的职责就是维护法律的公正，把毒贩和贪官都杀了不一定就公正。
周: 你代理的唐锡河贩毒一案，据说己由四川省高级人民将原判死刑改为死缓，是真的吗？
冯: 是的。
周: 你介绍一下案情吧。
冯: 案情是这样的:
被告人陈XX（陈良平）于2003年8月18日被广安市公安局刑拘，在广安看守所中与唐老板联系，唐老板要12个货(每个700克)。2003年9月15日广安市公安局经四川省公安厅协调从雅安市公安局借用10?海洛因，携带8400g毒品押陈XX坐飞机去广州，用被告人陈XX的身份证在广东盛海大酒店登记开301和309两间房，由广安市公安局民警将带去的8400克毒品放在301房，民警与被告人陈XX共住309房，陈XX用手机联系唐XX（唐锡河），四小时后唐XX来到了309房，被告人陈XX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小块样品交唐看，唐取一点点放在香烟锡泊纸上用打火烧着品偿，并同时另取一小块放进玻璃水中杯中，验货后，陈唐二人经过两个回合讨价还价后按每克165元成交。唐XX算了一下说买7个货，约4900克，需808500元，而当天只带80万元，双方约定: 先付80万元，下欠的8500元到晚上买剩下的3500克毒品时一并结清。于是唐叫同来的另一名男子下楼去将旅行袋中80万元钱拿上来后，交陈XX点清确为80万元钱时，被在门外蹲点控制的民誓进屋当场抓获了唐等人。2003年9月5日被广安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9日被逮捕。
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唐XX参与贩卖毒品海洛因4900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唐XX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周: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呢？
冯: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8月25日开庭审理后，认为唐XX贩卖毒品的行为，由于控制在公安人员手中，整个毒品交易过程处于公安机关的控制之下，交易自始就不能完成。这种因为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犯罪不可能得逞的情形，属于犯罪未遂。唐XX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予以采信。据此作出（2005）川刑终字第254号判决：
一、撤销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广法刑初字第10号刑事判决；
二、上诉人唐XX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王: 警察带毒品去让唐锡河购买，广安中院一审对其判处死刑，社会反映不一，这个案件争议很大。
冯: 老百姓是怎样看的呢？
王: 警察的职业道德受到了质疑。我们电话采访了部分群众，有的人认为警察带毒品能起到钓毒贩的作用就可以了，不应当带这么10?之多，即使被告坚持要买也决不能卖给嫌犯这么多。有群众认为被告人购买警察带去的毒品，法院不能按成交数量判刑。万一警察想陷害、整死别人，就买给别人几公斤，法院照此数量判被告人死刑，那就不叫依“法”判处死刑，而是以“警察”判处死刑，司法明显不公。有的认为警察带大量毒品让嫌犯买，缺道。有的认为法律应当对警察携带毒品数量进行限制，如不得超过10克为宜。也有的认为警察带大量毒品让嫌犯买确实不应该，但必竞还是嫌犯自已买的，判死刑，何该？
一位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认为,唐锡河的生死完全就掌握在公安机关的手中，并不是法律要判他死刑，而是公安人员炮制再借法律杀人，法律成了公安机关随意杀人借用的工具，完全是公安假借法律草菅人命。这种公关机关只需带几克、几十克作诱饵，却人为加大毒品数量，使本不够死刑的数量达到刑死的数量，其本质就是犯罪引诱。一审判处唐锡河判处死刑是公安机关加大数量造成的，属人为操纵，不是被告人自己主观犯意所致。打击犯罪是打击犯罪行为人自愿作出的犯罪行为，而不是公安机关精心布置、虚假的犯罪，这与打击犯罪的立法本意相悖。
周: 你作为唐的辩护律师，你是怎样看的呢？
冯: 本案非常特殊，属重大疑难一类案件，本质上属适用法律争议。
《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是犯罪未遂。”也就是说“犯罪未得逞”是犯罪未遂区别于犯罪既遂的显著标志。所谓犯罪未得逞是指在直接故意犯罪中，犯罪之实行行为没有齐备具体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但由于毒品犯罪的特殊性，大量贩毒案件犯罪人仅仅看了样品，甚至有的还处于讨价还价阶段就被抓获，大都停顿在购买了毒品尚未卖出。象正在进行毒品交易人赃俱获的、真正已将毒品由卖方转移到买方手上，毒品交易完成以后被抓获的情形属于少数。再者由于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很大，不可能等到嫌犯转手出卖以后才予以打击。因此，许多贩毒案件要么是因为毒品转手下家或者被吸食消耗而缺少物证毒品，要么是钱货未交割完毕。这类案件的审理还是辩护，对法官和律师都要求具有极高的刑法学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由于贩卖毒品罪既、未遂的认定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很大，存在着转移说、契约说、实际行为说等不同的学说，不同的学说将导致对在贩卖毒品案件既未遂的认定不同的结果，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果。如果以“毒品转移说”的观点判断贩卖毒品罪的既遂与否，则必然使大量的贩卖毒品案件认定为犯罪未遂，不利于打击犯罪。
王: 审理这类案件如何正确认定犯罪既未遂和量刑呢？
冯: 最近几年公安机关为了打击贩毒，根据在押犯罪嫌疑人提供的线索，由公安人员或公安“特情”充当毒品交易的“卖方” 或“买方”，同嫌疑人进行交易，将其抓获的情形也不少。根据自已对大量贩毒案件判例和毒品犯罪理论的研究，我认为应当按不列办法，分两类情况处理才是正确的:
第一类情况是毒贩手中已有毒品，公安或公安特情充当“买方”参与“交易”。对这种情况，由于毒品被犯罪嫌疑人控制，早已准备好，不存在犯罪未遂的问题，即认定为犯罪既遂。
若查明存在特情引诱的情况，应从轻或减轻处罚。若经审理查明不存在特情引诱的或者虽使用了特情，但其犯罪与引诱无关，按实际查清的毒品数量量刑，不应从轻或减轻处罚。
需要指出的是: 有人认为使用了特情，必然应认定为犯罪未遂，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特情引诱与犯罪未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但都对量刑有影响。
第二类情况是嫌疑人欲购买毒品，公安或特情提供毒品充当“卖方”与其交易。针对这种情况，因为公安机关携带毒品的目的不是将毒品真正卖给嫌疑人，而是为了抓获嫌疑人，是一种侦查措施。毒品由公安机关控制，其“交易”自始就不可能实现其贩卖毒品的犯罪目的，这种因犯罪分子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应根据《刑法》第二十三条认定为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但无论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如果在审理中查明还有特情引诱的情形，应当按“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从轻、减轻处罚。
周: 刚才你谈到特情时，要按以上分两类进们判处，法院采纳没有呢？
冯: 我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贩卖毒品的既未遂探讨》《犯罪引诱与量刑》，详细阐述了分两类判处的法学机理，法律依据，大家可以去书店查阅。
感到欣慰的是，我提出的上述分两类处理办法，得到了全国多数高级法院审判庭、审判员的认可和采纳，现在许多法院都是按我提出的办法来认定既未遂的。
周: 听说全国各地法院对贩毒既未遂认定和量刑差异很大，是这样的吗？
冯: 是这样的，我曾作过统计。
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案件的处理也不一致，以毒犯同特情（系卖方）之间进行5000克海洛因交易为例，各省法院对犯罪既未遂性质认定不同，而且量刑差异很大。云南省判处被告人6年左右有期徒刑，从犯还可判处缓刑；广西壮族自治区判处被告人10年左右的有期徒刑；福建省判处被告人5年以上1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但各地法院均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大部分法院认定为犯罪未遂，而有的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不明确认定为犯罪未遂，只说明本案有特殊情况存在，直接作减轻处理。
王: 把你的上述学术研究成果写入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或纪要文件中，能否消除各地法院判决的差异。
冯: 那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所有的法律人都在追求统一司法尺度，做到量刑公正与均衡，这也是中国司法改革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同时还可以平息贩毒既未遂学术之争。
我还要特别地谈一谈最高法院对贩毒既未遂的观点。先看一个真实案例，2001年4月29月由公安人员以“卖主”的身纷与嫌犯苏永清接触，苏永清决定以每公斤人民币2.35万元的价格购买冰毒35公斤，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苏永清的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系犯罪未遂。据此判决被告人苏永清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李武清认为: 如果毒品交易的卖方不是公安特情和公安机关，而是其他真正的毒犯，由于交易双方已就毒品交易种类、数量、价格、时间、地点等基本交易事项达成一致，那么，即使交易双方未能实际完成毒品交易而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的，对毒品交场的双方都应以“能犯的”既遂处理。这一点是认定贩卖毒品罪与其他刑事犯罪既未遂问题的一项重要区别。但是由于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出面与被告人进行所谓 “毒品交易” ，充当毒品交易的 “卖方” 是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不可能真正将毒品卖给被告人。换言之，
被告人事实上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实现其为贩毒而购毒的犯罪目的，这种因为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犯罪不可能得逞的情形，属于犯罪未遂。应当根据《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
周: 这个案件是否暴露了立法中的诸多不足。
冯: 目前刑事技术侦查措施非法治化，缺之监督制约机制。虽然《国家安全法》和《警察法》的规定，侦查机关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但法律对哪些属于技术侦查措施、使用的范围，如何采用侦查措施，所收集的证据效力等方面没有相应的规定，而是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秘密进行，大有滥用之嫌。如本案公安机关为了抓获嫌疑人携带适当的毒品，进行技术侦查是必要的。而有的公安机关却带8400g毒品，故意人为加大毒品数量，致使嫌疑人贩毒数量远远超过判处死刑的标准，致使嫌疑人被判处死刑，这与打击行为人自愿作出的犯罪行为的立法本意相悖。该案极具代表性，折射出侦查措施使用的范围及其合法性、适度性、监督机制的建立都值得立法者和司法界的高度观注。人民法院应当对侦查措施的合法性和和适当性进行审查，对于量刑要谨慎从严把握。
王: 你对贩毒应是如何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