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四川省合江县支行诉四川省合江县榕山镇个体运输户张文仲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电话答复
1988年4月16日，最高法院经济审判庭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川法经（1988）25号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四川省合江县食品公司榕山经营站（简称“经营站”）是合江县食品公司（简称“食品公司”）下属的非独立核算单位，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不具有担保人资格，它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的担保合同，应为无效。
二、食品公司与经营站的关系，并非上级主管机关与下属企业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经营站是食品公司的组成部分，是其派出机构。经营站实施民事活动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食品公司承担。根据经济合同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同意你院第二种意见，即由合江县食品公司对担保合同无效的后果承担主要责任；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合江县支行在签订借款合同中，未认真审查担保人的主体资格，盲目贷款，故也应承担一定责任。
此复

附：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四川省合江县支行诉四川省合江县榕山镇个体运输户张文仲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 川法经〔1988〕25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们在讨论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合江县支行诉四川省合江县榕山镇个体运输户张文仲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时，对四川省合江县食品公司榕山经营站因不具有担保资格（该经营站系食品公司下属的非独立核算单位）致使担保无效的结果，是否应由其直接上级食品公司负连带责任的问题，有两种不同意见。为正确处理该案，并为目前较普遍存在的类似案件提供处理依据，特向你院请示。
一、案情：
合江县农民张文仲于1984年11月向中国农业银行合江县支行申请贷款购买汽车，从事个体运输业务。张文仲在正式申请贷款时，找到合江县食品公司榕山经营站要求为其担保，榕山经营站鉴于生猪运输紧张，以张文仲买车后优先为经营站运猪作条件，同意担保，并在张文仲的贷款申请书上加盖了该站公章。同年11月25日，张文仲与中国农业银行合江县支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张文仲向农行合江县支行借款4万元，于1987年3月20日前分三次还清；如到期不能归还，由担保单位负责偿还；逾期未还的借款，加收20％罚息。
张文仲借款后，购得柴油载重汽车一辆，开始了个体运输业务，并按照与榕山经营站的约定，优先为其运送生猪。1985年6月，张文仲在为经营站运送生猪时不慎翻车，摔死了经营站的生猪押运员。合江县食品公司在处理该次事故时，得知榕山经营站擅自为张文仲担保，即批评了该站领导。但认为经营站担保无效，从担保成立时起即无法律约束力，便未向农业银行合江县支行及张文仲等作经营站无资格担保和该担保应为无效的意思表示。
1987年3月20日，张文仲未能依借款合同的约定还清贷款。中国农业银行合江县支行即向合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人张文仲归还所欠贷款本息共3．8万多元，并由合江县食品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处理意见：
合江县人民法院受理后，对合江县食品公司应否对其不是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即榕山经营站）的担保行为负责，存在不同意见，即通过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我院请示。我们在研究此案时，对榕山经营站没有为他人债务担保的主体资格，其担保行为应属无效的认识基本一致。但在该无效行为的后果应由谁承担的问题上有以下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及其主管部门不承担经济责任。其理由为：
（一）榕山经营站不是独立核算的法人单位，不具有担保的主体资格，故不能对其担保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榕山经营站为张文仲借款担保的行为，是在未经其主管单位（即食品公司）授权的情况下擅自所为；事前既未向食品公司请示，征得同意；事后也未向食品公司汇报，得到追认。食品公司并不知道榕山经营站擅自为他人借款担保的行为，根据无过错即无责任的原则，食品公司不应对榕山经营站的无效行为承担责任。
（二）该行为发生在1984年，此时民法通则、《借款合同条例》等法律、法规尚未实施，担保人的主体资格、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均不甚明确。榕山经营站在此种情况下盲目担保，虽有责任，但因其本身无主体资格，对其无效行为造成的损失也无偿付能力。故不承担偿还贷款的经济责任。
（三）农业银行合江县支行是借款合同的贷款方，未严格审查担保人的主体资格、担保能力而盲目贷款，应承担贷款不能收回的全部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担保无效的后果，主要应由榕山经营站的上级主管部门合江县食品公司承担。其理由为：
（一）根据经济合同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参照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的内容，无效行为的行为人应对其无效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由于榕山经营站本身不是独立核算的法人，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故应由该站的上级主管部门合江县食品公司承担责任。农行合江县支行对担保人有无担保的主体资格审查不严，盲目贷款，也应承担一定责任。
（二）榕山经营站是合江县食品公司的派出机构，该站代表食品公司在榕山镇进行经营活动。因此，榕山经营站的行为就是食品公司的行为；换言之，除了食品公司的行为，经营站没有自己的行为。榕山经营站与合江县食品公司的这种关系，决定了食品公司应对经营站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既应承担有效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也应承担无效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
我们倾向于第一种意见。当否？请予批复。
1988年3月4日


逼近法学真谛的尝试——夜读舒国滢教授的《在法律的边缘》

程春明

　 舒国滢教授从“自我”作为思考的重点的同时开始设定思考者，这是与丛书的主题“法窗夜话”的思考方式相吻合的。作为一个“自我”和“我之外”的对话，他也是在选定自己视角的同时，告诉我们一个这样的学者应有的人格特征：尽管我们无时不在既定理论的约束中，但我们始终享有思维方式选择的自由权。国滢君尽情地展示他对法的激情，而不为冷冰冰、硬梆梆的法所拘束，他将他固有的好奇心表现得淋漓尽致：譬如法的精神、制度对人的分层和整合，法典与智者的互诱关系，无序状态下在人为的秩序设置中的地位思考，以及法在冲突和和平时期中的表达方式，法作为“过程”的种种变式。这事实上是“有限理性”和“无限激情”的学者人格的成功组合。其实，有时候国滢君不知不觉地在对“法”本身也进行把脉，比如我认为该书精华的第二部分（法：诗与思），无论是“从美学的观点看法律”还是“法律与音乐”都无不是在讲“法本身”，因为“法”从来就没有缺乏过生动，只不过是许多“法学家”本身人格和职业性“太刻板”而已。“律”正是“法”的重要特征，它有“弛”有“张”，它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中时有“分音”时有“合拍”，它在和平时期冲突时期的涨落走向，它在法学家的思索中有时以“正义”、“共同善”为标尺，有时被认定为“活法”，有时被看成是“死法”，在价值与效用的两极下起伏、分离、综合。从某种意义上“法就是美”、“法就是律”。舒教授用一个符号学的对司法形式的“广场化”和“剧场化”的思考，本身就是对“法”表达形式一个十分深层的理解，这事实上已浸于“法”海之中了。至于该书第三部分，我认为国滢君是以一个职业法学家的身份在一场论战之后清理一些思路，对我们学科建设进行反思，这正是在“法之内”谈“法”，只不过是希冀法在多学科整合的趋势中对“法学”的忧患意识多一点。第四部分对法治的思考，对法治的历史与政治文化上的定位，对法的人格化和道德的关系作出的关注等话题，在欧洲正是十分前沿性的课题。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是作者“自我”的扩充和智慧的获得性开放意识的“反射”，也是令我亲切和被震撼的原因。

　 到了我该向中国法制出版社的“法窗夜话系列”说谢谢的时刻，感谢其使舒国滢教授的“在法的边缘”一书得以付梓，尽管他让我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在一片恬静的夜空下，我想我也悟出了一点法的道理和成为一个法学家该具备的品格。虽然淡泊不总能明志，但宁静是总可以致远的。